网络上介绍昆明当红食肆时，专门讲到梅贻琦先生旧居与民国过桥米线。
出于好奇，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专程前往，在昆明市西山区一个相当规模的住宅小区内，终于看到了梅贻琦先生旧居与民国过桥米线真实的存在。
一处属于保护性建筑、但没纳入文物保护的古色古香的庭院，门口竖着蓝底白字的“梅贻琦先生旧居”的牌子，颇有些民国时期的风格，牌子上还标注着“民国茶楼”“民国过桥米线”字样。步行约100米，再走上几级台阶，就进了院门，只见一栋两层楼的正房与两侧的厢房，组成了一个雅致的小院。一楼正厅门两侧，挂着语自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对联；二楼正厅门楣上方，则挂着“民国家宴”的匾额。其他房间门口，分别挂着“清华学堂”“水木清华”“黄老之治”“盛唐音韵”“荷塘月色”等木牌。如果不往室内探个究竟，只看外在，颇有几分西南联大的遗韵和文化元素。
进入室内，便看到餐桌、餐椅、茶台、茶饼、酒水，还有在墙上粘贴的反映西南联大历史和人物的老照片、书法作品，以及摆放的一些老物件。一类是厚重的历史人文，一类是现实的餐厅陈设，如此同处一室，似有些拼凑带来的违和感。如同在一楼正厅多宝格上看到的岳南先生全景式描述西南联大烽火岁月的三卷本《南渡北归》，与云南几大名茶山之一的易武茶饼并排而列时的感触一样，先是一杯陈年普洱甫入怀，紧接着一口老醋强入口，口感悬殊，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染指我国华北地区。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危急存亡之际”，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坚定抗日决心。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的爱国师生，像《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大校歌》所描述的那样，“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洒遍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为培育救国救难人才，三所知名高校辗转千里南下，由长沙而至昆明，在昆明艰难经营，联合办学，弦歌不辍，继往开来。从1937年8月到1946年7月，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教育科研力量。当时的西南联大，也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文领域的泰斗、大师。在约4000名毕业生中，有830多名学子投笔从戎，“一寸山河一寸血”，走上抗日前线，浴血疆场。
之前读过一些介绍西南联大人和事的书籍资料，也参观过西南联大旧址及蒙自分校那一栋因闻一多先生而得名的“何妨一下楼”，还曾在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期间到新竹清华大学梅园拜谒过梅贻琦先生的陵墓，对爱国敬业、清廉有加的梅贻琦先生及其他爱国教授们的事功行藏，也有所知晓。当我站在梅贻琦先生旧居内，回望这一段段历史，更是感慨良多。
西南联大组建后，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管理学校校务，三校校长轮任常委会主席。在梅贻琦先生旧居旁的惠家大院，为方便教学、研究和躲避日军空袭，暂住着朱自清、杨武之、吴有训、赵忠尧、赵九章、姜立夫等10余位教授及家眷。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一下子涌入若干大学、若干人员，经济更加窘迫，物资更加匮乏，生活更加拮据。为缓解办学经费困境，梅贻琦先生不时倾家中所有以维持学校管理运行。梅夫人韩咏华女士为家中生计，不得已自制“定胜糕”贩卖。而一份“诗文书镌联合润例”，则是闻一多先生与其他教授卖文售印的广告。润例标明，刻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费孝通先生则在校门口摆摊卖大碗茶。前方将士在前线抗日、浴血奋战，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则用自己的方式为国输诚、为民族尽义，即便“斯文扫地”亦在所不辞，用行动诠释了“刚毅坚卓”校训的真谛。
看着梅贻琦先生旧居墙上的老照片、格言遗训，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安贫乐道、“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那一幕又一幕。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禀赋和血脉基因。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论他们在政治上的分野和最终的归宿如何，绝大多数敬业之深、学识之高，令人仰止；在国难当头、社会板荡、民生凋敝时，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面前，绝大多数都一身正气，堪称青年学生的行为世范。
米线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是云南及西南诸省区一种大众化的主食及菜肴兼具的食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主食、副食皆可，吃法随性多样。过桥米线，作为其中一种很知名的吃法，由来已久，并非起自民国时期。所谓民国过桥米线，其实是一个经营策略，或者说是一个噱头。在云南城乡的大街小巷，如果要找米线馆，几乎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说，十步不见，二十步之内肯定有。因此，将米线馆开在居民住宅区内，也属于标配，本来没有什么可感叹的。斯文与俗世烟火，物质生活与精神引领，完全可以和谐相安，并行不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而将之开在梅贻琦先生旧居内，相互之间则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在《激情年代：五四再认识》一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产生一些得到大家尊重的人实非易事。后来者当共惜之。”西南联大的历史，在云南教育史上，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当属“共惜之”的，将大师的旧居保存下来或者在旧址原样恢复重建，是“共惜之”的体现，但复建旧居作为商用，似嫌不太庄重。
昆明，是一座诗意盎然、书香浓郁的城市，被称为“书香昆明”“爱阅之城”。今年4月，以“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昆明举行。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需要社会各方协同配合、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需要对历史文化“共惜之”的虔诚之心、敬畏之心。我想，有关方面或人士，如将梅贻琦先生旧居设为存放、阅读西南联大历史、爱国人士嘉言懿行的书籍、资料、图册之地，佐之以一杯清茶，将书香、茶香融为一室，想了解这段历史和人物，请到此处来，岂不是更好的“共惜之”？如在此地举办读书雅集、诗文唱和，岂不是更好的“共惜之”？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