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当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人口红利”正向“人才红利”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统筹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实施，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科研力量的源泉，是人才培养机制。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就培育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话题，采访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倪闽景：人人都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曾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围绕“科学教育”“拔尖创新人才”等主题展开了一次深度对话，当时，倪闽景分享了一段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故事：“英国生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童年时，有一天她的爸爸妈妈到处都找不到她，后来竟发现她正蹲在几个鸡蛋上面孵蛋。父母并未因此事责备她，而是借此机会告诉她孵蛋的条件。”
这个故事让人不禁反思，什么是好的教育？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在倪闽景看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并非是选拔，而是呵护、尊重。“要为孩子们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保护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在科学领域，有无数的研究方向值得探索。对教育而言，最关键的是要寻找并尊重他擅长的、喜欢的方向，哪怕这个方向很小。”
“教育多样化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本质和方法。”过去几年间，倪闽景曾一次次地在各种场合为拔尖人才培养的多样化环境呼吁，“多样化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认识和培养方法需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误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天选之人，只要有适当的方法把这些天才筛选出来并进行培养就可以了。二是误以为把超常儿童集中在一起做超前拔尖学习和训练，就能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倪闽景如是强调。
创新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能创新。“我们应该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寄托于每位老师、每个孩子身上，而不是寄托在100个人身上，寄托在我们认为的天才孩子身上。”倪闽景表示，当前，教育界普遍认为拔尖创新人才都是天才，想尽办法在基础教育中找“最优秀的孩子”去培养，这种实践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事实上，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人中，有依据世俗标准所判定为‘聪明’的人，也有被判定为‘笨’的人。”
去年，倪闽景因提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急需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这一观点，而多次冲上“热搜”。而这样的论断，正是基于曾身为一线物理教师的倪闽景多年对我国基础教育的体会和思考。“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校里会用一些非科学的方法来传授科学知识。科学需要做实验，需要探究，而我们的科学老师喜欢用传统的授课方式来讲道理。”
“我是物理老师，现在孩子们把物理课程称为‘物理考古’”。教学内容比较陈旧，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在倪闽景看来必须直面：“我们基础教育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课程学习依然比较倾向于重解题轻解决问题；科普活动往往停留在兴趣层面，从兴趣到志趣缺少有效方法；全社会大量的科技教育资源缺少整合；科学教育在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变革还没有形成方向。”
“我们的教育很着急，不喜欢用实验来培养人才，认为浪费时间。但事实上，人在动手中才更能塑造大脑，才能培养实践和探究的能力。”倪闽景有些急切。
着眼未来，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科技进步所必需，各教育主体又当何为？倪闽景表示，“培养创新人才是有方法的：可以带领孩子看一些真正与科技发展相关的书籍、视频；经常性地参观科技馆，参与科技活动；建立家庭创新实验室，玩结构性玩具；培养实证和尊重知识的态度，引导孩子相信科学中的‘证据’；保护兴趣，培养持久的学习能力等。”
最后，倪闽景专门围绕拔尖创新的人才范畴及内容范畴问题再做强调——
“一个国家的崛起，同时一定是科技的崛起。科技的崛起要靠人才、靠教育。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我们要明确，它不仅仅是面向科学家、工程师，也要注重培养规划科技战略、制定科技法规、制定科技金融政策等人文社会类方向的人才。”
“科技产业的壮大需要科技创业孵化方面的人才，也需要科技哲学、科技传播、科幻创作方面的人才，只有形成一个科创的生态，我们国家才能够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
“科学需要人文的滋养，科学本身就是十分深刻的人文。我们现在一讲到科技创新，脑子里想到的就是理工学科。但纵观历史，全球先后出现过的几个世界科学中心，如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其成为科学中心前，都是先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文和艺术创新。因此，要实现科技创新，首先要鼓励人文艺术创新，其中就包括我们教育内容及方法的更新和改造。”
王定华：拔尖创新人才须有“专长”也要“全面”
“今天我们一说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就会想到理工科的人才培养，这其实是不全面的。理工科固然需要拔尖创新人才，以实现科技的创新发展和产业的迭代升级。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同样需要升级改造，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在其中引领变革。”
面对“人文社科是否也需要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原司长王定华回答得十分肯定。
以学科知识体系创新为例，王定华向记者指明现阶段我国的人文社科必须要关注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当前，我们就特别需要能够引领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的人才。因为我们过去的学科知识体系大多是参照西方的标准，而我们今天强调要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就特别需要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当代学科体系有丰富知识和探索的人才来开展相关工作。”
王定华长期关注我国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工作。“当前，我国在国际上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国家特别需要一些精通掌握外语、了解国际规则、能够开展国际谈判等方面能力突出、素质优良的全球治理人才。但普通的单学科毕业生很难具备如此高水平的综合能力，所以特别需要培养一些具备综合能力同时又有专长的拔尖创新人才，以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据了解，王定华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已打造了“外语专业复合型多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非外语专业复合型多语种拔尖培养计划”和“全球治理卓越本科生平台”等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平台。“我们以服务国家战略急需为导向，充分发挥北外多语种、复合型学科优势，培养熟练掌握和使用第二外语，初步涉猎第三外语，能够在国际交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王定华介绍，北京外国语大学专门开设了北外学院，以开展国际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我们会在大一结束之际，基于学生的自愿报名，综合考查学生的学业成绩、适合领域、发展潜力等维度进行遴选。培养过程中，我们在语言水平的高标准要求基础上，会带领学生深入学习国际法律、国际新闻、国际商务等全球治理方面的知识技能。与此同时，在寒暑假，我们还会带领学生们前往海内外进行研学以开拓视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还要以学科融通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打通高校间教育资源交流的路径，以便形成高质量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最大合力。”基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还在持续推进学科聚合、融合、联合，以跨校联合培养的方式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保驾护航。“北京外国语大学先后设立四个A+及优势学科校际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包括与中国政法大学的‘英语+法学’联合培养项目、与中国人民大学的‘西班牙语+国际新闻传播’、与北京理工大学的‘英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及与中央财经大学的‘英语+金融学’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
“那么，在您看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具有哪些特质？”记者追问道。
“若想回答好这一问题，必须明确人文社会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标准不可能是一个个硬性的标杆，而是要重点关注学生‘软实力’。”王定华表示，判定一个人是否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需要从多个维度做综合衡量。“我们需要观察、评定学生对社会科学的敏锐度、创造性思维水平、站位视野以及发展潜力，以及对新知的热情和摄取转换能力等。”
在王定华看来，若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拔尖创新人才，还必然要有一个特别的人格特质——责任感。“学人文社会科学一定要有点‘情怀’才会学得好，需要对自己有责任意识，再需要到对周围的人、对整个国家社会具有一种责任感，才会驱动自己不断向前，推动社会有创新性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实现价值的根本所在。”
“基于更宏观的教育视角作反思，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与追求‘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同向同行的。因此，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定要开展高水平的‘五育并举’实践。如用美育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劳育引导学生有坚韧的毅力品质，等等。”采访临近结尾，王定华特作嘱托。
王成斌：特殊人才的选拔要探索特殊路径
1月29日，全国政协2023年度好提案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成斌撰写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机制的建议》在列。巧合的是，1月10日发布的2023年中国大学改革十大主题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入选。
谈及拔尖创新人才国家和社会关注度高的原因，王成斌认为：“首先与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统筹‘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关。在此背景下，科技自立自强的需求比以往更为迫切，这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是突破基础研究的关键，也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以往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如今，更为迫切。”其次，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评价等方面还存在令人不满意的地方。“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无法发挥作用，差距和短板相当明显。”
“社会关注度高是好事，但要正视问题。”王成斌称，“比如，无所不在的考试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各类考试规模越来越大，考试分数也越来越刚性。如中考、高考、研考、考公、考编……反正逢进必考，从中小学到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卷入其中，考试成为遴选人才的特别重要的方式。当然，它的好处是公平，避免一些关系或人情成分的存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王成斌很是忧心，“会考试不等于是拔尖创新人才。对于特殊人才还是要留口子，留一些便捷的渠道，让他们能够有渠道被选拔上来。当然，不排除有钻空子的可能，但不能因噎废食。”
王成斌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多样化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制度，比如，高考综合评价改革、免试读研、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等等，让一些优秀学生从备考中解放出来。但这些政策，基础还是形式多样的考试。一些在科学、艺术等方面有兴趣和禀赋的青少年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湮没了。
王成斌提及，高校“高度项目化的遴选、考核、评比、投入机制”也容易导致高校的短期行为和同质化发展，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王成斌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需求与资金资源有限的矛盾，高等教育一直采取“支持重点”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类型多样的项目遴选、专项支持和绩效考核，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这些“指挥棒”也助长了高校和教师的急功近利行为。“拔尖创新人才尤其是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禀赋和兴趣，需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理想的追求。虽然这只是少部分人的事，但这种追求很容易被功利性的浪潮所淹没。”
“高校办学模式和课程教学过度同质化的问题也要引起重视。这跟前面提到的逢进必考和项目化问题有相似之处。”王成斌认为，学生的天赋是有差异的，发展也应当是个性化的，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规律应各不相同。然而，单一标准的考核评价、千校一面的办学模式、千篇一律的课程教学，难以培养出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也是制约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
王成斌强调，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培养模式要超越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努力走向差异化、多样化和个性化。“即使无法全部做到，最起码局部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去培养一批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创业精神的优秀人才。”
王成斌特别提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并不仅限于学习阶段、学龄阶段，走上工作岗位的特殊人才依然应该被选拔出来。在王成斌看来，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拔尖创新人才也很容易湮没在各种考核、评比之中。“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是要给优秀青年人才松绑，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既不要论资排辈‘齐步走’，也不要揠苗助长‘毁人不倦’。”王成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