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数据。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也就是说，2023年，我国经济增量超过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亮眼数据彰显中国实力，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经济光明前景。

面向未来，如何强化政策统筹，形成政策合力，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实现经济持续向上向好？1月19日，全国政协2023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与会委员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难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积极建言。

破解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堵点”

“2023年，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可圈可点。”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主席王常松表示，从天津看，GDP增长4.2%，好于年初预期目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9.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3%，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当前，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通过高负债搞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已经难以为继，要更加精准把握投资重点，把提升经济长期竞争力与支撑经济当前稳增长相结合。”结合地方工作，王常松认为，政府投资应把握重点投向：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芯片、量子通信等新兴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短期难以回报，还要有科技、人才和产业基础支撑，要避免重复建设和“内卷式”竞争。二是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这是支撑当前经济稳增长、花小钱办大事的投资。去年，天津技改投资超过300亿元，技改专项资金对设备投资的带动作用超过1:10，极大拉动了工业投资，海鸥手表、海河牌牛奶等企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得到提升。三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服务业涉及领域广、分散性强，属于轻资产、低碳低能耗，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债务成为困扰地方发展的大难题。对此，王常松表示，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发行一般债券、专项债券、再融资债券、建制县化债试点；为高风险地区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展期降息、公开市场债券融资接续、非标债务置换等，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缓释了今明两年的债务风险。

为进一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王常松建议，一是金融监管部门要开展治理，分类处置，保留一批，整改一批，退出一批，加大力度处置“失联”或“空壳”公司；制定地方金融组织市场规则，设置好“红绿灯”，对其主营业务、总资产和净资产、入股资金来源、财务和盈利状况、现金流状况、公司治理结构、社会声誉和诚信记录等进行规范；严肃查处其违规违法行为，引导其回归本源、规范发展。二是盘活存量资产，深入研究资产状况、合理配置存量资产、提升资产价值、降低债务风险。

构筑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党中央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地方债务风险是当前需着力防范化解的重点领域风险之一。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看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对维护社会经济和金融稳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金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为应对地方平台偿债短期流动性压力，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由银行承接置换非标债务和公开市场债券，并对相关贷款延期、降息、调整还款计划。”胡晓炼表示，这种将非标债务标准化、分散债务集中化、短期债务长期化、高息债务低息化的化债举措，缓解了债务集中爆雷风险，但还未能有效解决后续债务风险防控化解的长期性问题。

如何破解？胡晓炼表示，我们要下决心做好减法，加快出清已失去现金流清偿能力的债务风险。“我们应对已丧失偿债所需最低现金流、即使‘给时间也换不来空间’的平台举债项目，有序开展本息减免和重组，在账销案存、惩处违法违纪行为、严防道德风险的原则下，明确和简化融资平台不良资产核销条件，支持金融机构处置资产损失，加快出清风险，盘活存量。”胡晓炼这样建议。

针对地方政府举债建设的机场、港口等交通枢纽、跨区域公路、轨道交通、大型水利等项目，所形成的资产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网的组成部分，长期看有较好社会经济效益，但普遍具有收益低、变现难的特征，虽能产生一定现金流，但债务期限与现金流错配。胡晓炼表示，我们应探索通过中央政府收购并以资产证券化方式盘活，研究发行以基础资产为支撑、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国家项目资产债券，期限可长至与基础设施使用周期相匹配，投资价值随通胀指数调整，不受通胀侵蚀。如，中央政府分享资产的长期收益，地方可受托管理维护相关资产。这一金融创新既可提供对抗通胀的高质量投资产品，对养老金融、人寿保险、社保基金等长期投资者具有吸引力，还能盘活存量资产，优化中央和地方债务结构，稳妥压降地方债务。

“我们要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破解地方债务一边化解一边新增的顽疾。”胡晓炼表示，就地方政府而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格依法办事，按市场规律办事，尊重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按市场化原则经营，不再走高负债发展的老路。就金融机构而言，要坚决打破城投信仰，破除将资产安全与政府信用捆绑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做法，切实扛起防控金融风险的主体责任。

多措并举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中国而言，“三农”就是那个重中之重。

“2023年，粮食好收成，农业好年景，‘三农’发展‘好中有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如是说。

“好中有进”表现在哪些方面？张合成表示，一是增产方式呈现高质量化。粮食单产390公斤，比上年增加2.9公斤，增长0.8%，单产贡献率达到61.5%；全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效果初显，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73%。二是农产品整体价格较低。全年粮食、肉类、蔬菜等重要农产品产能处于历史高位，供求关系呈阶段性、结构性宽松格局，整体价格低于上年。三是农村融资趋于好转。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8%。农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6%，增速比上年末高3.9个百分点。

展望2024年，如何保障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基本盘？张合成强调，防范价格过度下跌，提升种粮务农积极性，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各个方面同步发力、协同用力、强化给力。

为此，张合成建议：一是强化政策工具市场化运用，引导农户种粮预期。持续完善托市收购和目标价格制度，探索新增补贴和产量挂钩，引导收益与成本同频共振。二是建立农资与粮价联动机制，探索低成本供应模式。可参照浙江省主动协调农资与种粮利润平衡关系的做法，强化农资供需对接，探索发挥国有农资企业稳定农资价格主渠道作用。重视乡村“农资小铺”“收粮小贩”对“种粮小农”收益的影响机制，探索小农户降本增效新措施。三是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丰收季节卖粮难。统筹金融、进口、税收等政策，确保粮食政策一致性，实现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针对国产大豆增产后的价跌卖难压力，探索建立促进国产大豆压榨转化的长效机制。鼓励国企面向乡村布局收储网点，构建新型粮食收购网络体系，从根本上缓解农民卖粮难。四是构建乡村产业统计制度，破解政绩衡量问题。参照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统计模式，探索构建乡村产业核算体系。五是加快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农民不合理支出。进一步加快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供给，降低农民公共服务收费标准，使设施完备成为最直观的幸福感，服务便捷成为最直接的获得感，环境宜居成为最牵挂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