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将零工市场纳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对所有灵活就业人员免费提供规范可持续的基本就业公共服务。近日，记者走进北京零工市场，深入了解零工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所思所盼。

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早上7点，隐隐有阳光照亮地平线。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时间是新一天的开始，但对于站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商业街路口的一群人而言，焦急已经写在了脸上——如果一个小时内再搭不上用工的“老板”，他们一天的收入就可能泡汤。

于是，只要看到穿着像样、抬头张望的人，人群就会一股脑地聚拢过去；如果有车停下，车窗边也一定人头攒动。

“老板要人吗？”“要多少人？”“什么活儿都能干……”此刻，是什么活儿不重要，给多少钱也排在后面，最重要的是，先有活干。

马驹桥，北京最大的零工聚集地，每天有数千人在这里寻找工作。虽然被叫做劳务市场，其实不过是条百米不到的马路。多年来，连接京冀、毗邻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承担起了京冀两地物流和工厂劳动力的输出任务，自发形成了“马路市场”——所有人一大早就站在街边等待被快速“挑选”，晚上完工后再回到这里。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

早8晚8，一天12小时，是马驹桥招工最普遍的工作时长。为提前预备当天所需的日结工，中介们往往早上6点就确定人员名单并收集身份证，用大巴车或面包车将零工们接走。因此，6点左右是马驹桥一天中找工的高峰期。如果8点之后还不能“上车”，零工们基本就会散去。

和赵胜聊天就是在8点之后。“看样子今天是找不到活儿了，可以聊会儿。”

今年48岁的赵胜4个月前从河北沧州老家来到马驹桥市场，在附近租住着1个月700元的格子间。身为木工的他打工经验丰富，从河北到东北、从北京到山东，一路走南闯北。“最早我干工程，后来坐过办公室，最好的时候1个月能挣一万五六。”赵胜说，这几年建筑行业不景气，他已经很久没能打长工了。

来马驹桥之前，赵胜在山东的几个会展场馆做木工，工程结束后一直找不到新工作，便决定来北京碰碰运气。但在这里，他没什么机会施展手艺，能找到的大部分都是体力活——装卸、扫雪、拆房、清理建筑垃圾，他都干过。三天前，赵胜的工作是给通州一座新开的图书馆当搬运工。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那天的工作场景——巨大的仓库里，半人高的铁皮箱层层叠叠，他需要把这些箱子送到它们该去的地方。“这个活儿干了有10个小时吧，挣了260块钱，但太累了。”第二天，赵胜没有出来找活儿，不是不想干，而是累得实在爬不起来。

260元一天，在马驹桥市场中属于比较高的工资。按目前行情，这里最近开出的价格普遍在180元到200元一天。“冬天是淡季，加上这几年行业普遍不景气，价格比之前低了不少。”“现在比这更低的也有人干。”“不干怎么办，别的地方工作更难找。”说起工钱，零工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来了4个月，真正能有活干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我准备再待两个星期就回老家了，过了年也不来这里了。”赵胜觉得自己有手艺，年后总能找到更稳定的工作。

每天清晨，是马驹桥最忙碌的时刻。零工们不停地追着人询问，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然而，也有人不慌不忙，甚至到下午才出现在这里。北京大爷贺吉就是其中之一。

61岁的贺吉个子很高，身板硬朗，在人群中很是显眼。身为马驹桥“土著”，贺吉来这里的原因是“身体倍儿棒，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找点活干”。不过毕竟年纪大了，太重的体力活干不了，就找点“巧活儿”。

贺吉习惯早上来市场溜达一圈，等到下午再来一次，有合适的就干，没有也不强求。“有一天下午，有村委会要找两个人刷墙。这活我能干啊，我就和老伴一起去了，最后一个人挣了400元。”贺吉说，市场上不少人为了能有活干，连雇主要什么工都不问，先上了车再说。等去了发现干不了，只能贴着车钱回来。所以，还不如看准了再去。

对于贺吉的“潇洒”，其他“工友”并不以为然，觉得他一个北京零工并不能理解外地零工的难处，没有资格“指点”他们如何找活儿。“有活干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挑三拣四。”

冬天的马驹桥市场，男人们穿着深色的棉衣等在路边，放眼望去灰扑扑的一片。但在这片灰色中，偶尔也能看到一抹亮色，那是女工们的玫红色羽绒服和橘红色的毛线帽。

两年间，陈红燕每年都会从辽宁丹东来马驹桥一两次，每次两个月，时间一般是春节前或者暑假。“我老公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老人都不在了，有个上高中的孩子，需要多挣点钱供他上大学。”陈红燕有个弟弟一直在马驹桥找零工，就建议她也来试试。

陈红燕今年42岁，按理说这个年纪在北京做护工或者家政服务员更容易挣到钱，但她仍然选择打零工。“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了细致活儿，还是体力活更适合我。”陈红燕最喜欢找的活儿是垃圾清运和在小工地上搅拌水泥。不用太细心，挣得也比一般工种多。虽然有些雇主会因为她是女性而拒绝，但这时陈红燕会说自己是熟练工，所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倒也不少。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陈红燕决定今年早点回去。也许几个月后，她还会重新回到这里，继续为家庭的生计忙碌，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零工们的无奈与期盼

工时长、薪资低、劳动强度大、缺乏保障……零工市场看上去似乎并无性价比可言，在新业态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为什么仍有如此多的打工者愿意选择这样的用工方式？对此，零工们给出的答案颇有些无奈：年纪大了没人要。

据2023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562万人，平均年龄42.3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谁不想做长期工呀，但人家都只要年轻的。就算是零工，一看你超过45岁也不要。”如今的农民工就业市场，45岁是一道巨大的分界线。在马驹桥，日结长工的招聘信息大多会设置18—38岁的硬性条件，只有极个别会放宽到45岁。而50岁上下的务工者很多仍是家里的顶梁柱，被年龄限制卡死的他们只能将打零工作为就业的最后一站。

然而，在这最后一站拼体力挣钱并不容易。“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介‘扒皮’。”赵胜说，来马驹桥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日结薪资低并不是真的“低”，而是经过中介层层扣除后才“低”。“同样的工作，如果老板直接来找人工资就高。要是通过中介，至少缩水三分之一，但大部分人找零工仍需要通过中介。”

几年前，赵胜也曾来北京打零工，那时他去的是另一个零工市场。赵胜记得，那个市场相对规范，有人来招工先要说明需要的工种，然后告知雇主出价多少，中介抽成多少。“至少明码标价，不像这里只有中介说了算。不过那个市场后来关了。如果以后零工市场大家都能公开透明，规规矩矩地来就好了。”

除了年龄，文化水平低、缺乏职业技能，也是一些人逗留零工市场的原因。

“之前也想找个送外卖之类的工作，但手机玩不利索，那些软件什么的也搞不清，想想还是算了。”“没有什么技术，就是有把子力气。”“每份工作都做不长，特意去学习培训也没什么意义。”当问及想不想通过学习新技能改变现状时，零工们似乎并不积极。“我们的想法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能有正规的市场信息，能够对接足够多的活儿，能保证每天拿到工钱。”

零工的春天是否已经到来？

就业是民生之本。零工虽小，却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所系，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近期，国家适时出台《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是为了服务更多像零工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让他们体面劳动、实现价值。

“这次出台的政策专门针对零工市场，而且提出的措施涉及供求信息撮合、就业指导、网点建设等，比较具体细致。从长远来看，其给零工群体未来就业以及权益维护带来的正向作用和积极变化毋庸置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冯文猛认为，无论是劳动者对工作的需求，还是企业等雇佣主体对用工的需求，零工群体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同时保障其应有的权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冯文猛看来，《通知》抓住了目前零工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纳入公共服务的方式，提出有的放矢的支持措施。但面对这一流动性极大的群体，如何有效地提供服务，仍需各地不断探索推进，丰富实践。比如，可探索由人社部门牵头，落实零工的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部分；在涉及技能培训时，也需要考虑借助教育部门的资源；而在就业信息对接方面，可能还需要工信等部门的数据协助。“这不仅需要各部门协同综合施治，同时也需要零工群体和用工企业转变观念。”冯文猛说，零工流动性大，其职业技能培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从长期看，需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零工转变为非零工，以更好提升劳动者工作质量，做实权益保障。如何转变？仍然是技能提升。因此，技能培训不仅有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技能的提升，同时也会让企业受益，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承担相应责任、提供相关服务。

此外，针对零工们普遍反映的中介不规范问题，冯文猛认为，零工需要获取大量的用工信息，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和中介提供的信息可以互为补充。同时，鼓励政府部门做好相关服务，让零工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得正规信息。

全国政协委员杨晖一直非常关注灵活就业人员，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曾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围绕健全新就业形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言献策。

“新就业形态凭借其巨大的就业承载力，在促就业稳就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出台政策切实维护这些劳动者的权益，对于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和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杨晖提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存在短板，社会保障部分政策尚不明确；一些低技能劳动者受文化水平限制，造成权益信息闭塞；传统监管体系、法律法规客观上相对滞后于新就业形态发展。

在杨晖看来，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否高质量充分就业。对此，他建议用数据赋能不同类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比如可以建立数据收集和分析机制，了解不同类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需求和问题，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数字化就业服务，运用在线求职招聘平台、智能匹配系统等，为劳动者提供精准就业信息和机会匹配。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新业态民生服务建设，与社会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培训、咨询、援助等服务，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满意度和权益保障水平。

（张原、马健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赵胜、贺吉、陈红燕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