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银杏叶黄之时。北京的秋是人间天堂，红墙绿瓦黄叶交相映衬，置身其中，如痴如醉。而每到这时，陈彩虹就情不自禁地思念起一位远在天堂的故人——他的英文老师，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必第。
因“周末英语”结忘年交
陈必第是一位“华籍美人”。她出生于加拿大，幼时举家移居美国。20世纪30年代，陈必第老师以交换生的身份到中国岭南大学学习。那是年轻的她第一次来中国，自此结下了一生的缘。回到美国后，她与中国留学生张纪正喜结连理，并于1940年与丈夫一起来到中国定居，从事英语教学、翻译等方面的工作。
我与陈必第老师相识于1990年，彼时我在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部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又有对语言学习的热爱，听说一家子公司正办英语班，请国家外文局的美国专家上课，我想方设法争取到听课机会。
上第一节课的情景历历在目——能容纳30人左右的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我找了一把椅子，坐在角落里听。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一定的毅力，学习外语很难坚持下来。陈必第那年已经75岁了，加之她只懂简单的中文，是用英文教授英文，这就“劝退”了大部分学生。两三个月后，教室只剩下4个人了。一天，陈老师课后说：“你们几个是我最看好的学生。我是半个中国人，不想白拿公司的讲课费。如果你们周末方便，到我家来学吧，不收费。”就这样，我成功地拜得了这位“大老师”。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们几个都会准时到陈必第老师位于百万庄的家报到。这段经历，使我不仅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机会，还近距离领略了陈老师豁达幽默的风采，感受到她浓烈的中国情。
在上课时，我常常提前准备一些英语问题和句型，带着大家和陈老师互动，学习效果明显改善。很快，我的听力和口语都上了一个台阶。于此，我还顿悟出一个道理：必须结合英美文化、历史和生活事项来学英语，要不然还是听不懂、说不出。
由于我的名字是“彩虹”，陈老师直接称呼我为Rainbow，我曾经问过她，男性名字叫“彩虹”是不是不太好？因为经常闹出各种尴尬和误会。陈老师却说：“不要在乎，名字就是一个符号。如果你觉得这个符号本身已经赋予了意义，就不要在意别人如何看它。”
“周末英语”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我与陈老师也成了忘年交。后来，由于国家对外国专家的照顾，她从百万庄搬到了友谊宾馆里面，环境和条件都比原来要好很多。那是一套公寓式的房子，陈老师住在一层，走出去就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只要我在北京，每周都会去看她，聊聊天或协助她做些中英文翻译的工作。随着工作调动，我先后到福建和韩国首尔任职，其间一直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陈老师联系，在不间断的交流中继续学习英文。
在陈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China Daily》（中国日报）发表了第一篇英文作品。在一次聊天中，我谈到对一个题目很感兴趣，陈老师就鼓励我用英文写出来，参与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英文稿件。初稿出来后，她只对个别用词做了修改。没有多久，这份中国唯一英文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中，有了一篇发自Rainbow Chen（我中文名的英文对译）的信件。那是真正的“豆腐块”，但对我而言沉甸甸的，毕竟是我的第一篇英文作品。陈老师为我打开了又一扇进取的大门。
“滑稽（华籍）美人”
外文局专家每年都会受到国务院总理的接见，因此陈老师对历任总理的印象都很深刻。陈老师家里有很多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张是周恩来总理的侧影。“我特别喜欢周恩来总理。”她告诉我。正是由于周总理的亲自批准，陈必第于1963年加入中国籍。她的儿子张博道回忆，陈必第总是幽默地自称“滑稽（华籍）美人”。
长期在中国的生活，让陈必第对中国怀着第二故乡的亲近感。即使陈老师的子女们后来都定居美国，也经常邀请她去居住，但每小住一段时间，她就要坚持回到中国。在中美之间，她充当着民间外交的使者，通过说和写，让很多美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华籍美人”中的“华籍”，对于陈必第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符号，而是家的具体存在。搬到友谊宾馆后，陈老师高兴地说，自己有个小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那就是请我们一家三口在宾馆餐厅吃顿饭。按照中国人请客的方式，她负责点菜。考虑到我是湖南人，她周全地选了湘菜。那天，老人自己吃得不多，开心愉悦地看着我们品尝美食。那不就是中国人祖孙三代共进午餐的典型场景吗？或许，这正是她心愿的另一层含义所在：中国是她的家，家里有好多的亲人，这样的午餐就是在享受亲情。
在中国，陈老师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她为人低调，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着中国。除了免费教年轻人学外语外，在抗美援朝期间，陈必第将全部积蓄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都知道，她是在美国长大的，在中美发生战争时，她为中国捐款，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想，当时的陈必第心中未必没有过波澜，那时的中国固然贫穷落后，但她是半个中国人、中国儿媳妇，真正到中国生活后，她深深感受到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感受到中国人的友好以及奋斗不息的精神，这些都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某种希望，也促使她感动并去思考。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亲历的。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国债，在老辈国人眼里，购买国债是支持国家建设的善举，不是为了那点利息，陈必第也持这样的观点。1992年的一天，陈老师让我领着她到建设银行北京西四支行购买国库券。一位近80岁的“老外”为了这件事不辞辛苦乘坐公交车往返，如此热爱“第二故乡”，现在想起来都十分感动。
耄耋老人的政协情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陈必第每年通过提案等形式参政议政。20世纪90年代，引进外资是重要话题，她曾就此有过提案。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又在金融部门工作，协助她收集资料并承担一些翻译事务。在提案办理时，我还接到国家计委同志打来的电话。
2005年5月，陈老师迎来了九十大寿。我从首尔发邮件给她，祝福这位在中国生活近70年的“华籍美人”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很快，她就回复了我，告诉我全国政协开会时，包括她在内的三位“外国专家”（还有爱泼斯坦、沙博理等老专家），享受了一次“集体”的九十岁生日庆贺，十分温馨。还记得《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位记者对陈老师的采访稿：“北京城大雨倾盆。刚刚度过90寿辰的美国专家陈必第风趣地说：‘我要发电子邮件给我一个叫彩虹的朋友，大雨后马上会见到彩虹了！’”不久后，我回国述职，陈老师还安排过亲朋好友范围的小聚会，至今我还保留有庆贺她九十寿诞专门订制的一瓶红酒，上面印有她年轻时的照片。
一年后的五月初，因有段时间未收到陈老师的邮件，我从首尔多次打电话给她，均无人接听。我预感到事情可能不好。终于，一次电话通了，是陈老师的小儿子接的。他告诉我，老人已经离开我们了。放下电话，我有些不知所措，慢慢地走到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北京的方向凝望着，默默地站了很久。告别陈老师的那天，我请夫人前往八宝山，代表我送老师最后一程。
转眼，陈老师离开我们已十年有余。那个一生传奇、幽默豁达的女子，用她的人生架起了中外相通的桥梁，书写着人性的宽广与美好。如同陈老师年轻时的照片一样，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本文口述者陈彩虹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韩国首尔分行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