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取道缅甸回国。其间，到延安访问了9天，这9天中发生的故事，至今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1940年3月和12月，陈嘉庚两次途经仰光、做了两次演讲，两次与侨胞互动。今年是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及倡办集友银行80周年，我们试图还原当时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帮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陈嘉庚团结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爱国爱侨的赤子之心……
“第×路军方面亦想去看看”
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南侨回国慰劳团”从新加坡乘“丰庆轮”回国。途经仰光时，由台湾当局驻仰光总领馆，救灾总会、福建公司、广东公司等16个单位，联合在缅甸华侨中学召开欢迎大会，到会各界侨胞及集美校友600多人。
陈嘉庚于上午十时半莅会，他先参观了华侨中学，并与参加大会的各界侨领和集美校友合影留念。
仰光侨胞为表达对陈嘉庚的敬意，大会之前，大家向陈嘉庚行一鞠躬礼。1940年3月26日《大公报》的《“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记南侨回国慰劳团的组织》一文记载了陈嘉庚崇高威望的由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南洋侨胞缺乏组织，力量不能集中，以致所有的努力，不能获得预期的成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的捐款成了抗战经费的一大来源，但各华侨社团没有组织，任何募款都是侨团各自为政，因此南洋侨胞领袖们有建立侨胞组织、加强侨胞团结的共识。时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陈嘉庚曾数次致电时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进行磋商沟通，决定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的代表大会，以便组织一个健全的领导机构。
陈嘉庚的号召得到各界的赞同，1938年10月10日召开南洋华侨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18位，来自75个不同的商埠，代表近400个不同团体，但他们的心是一致的，到会者一致举起右手立信誓，拥护中央，服从领袖。
经过七天的会议商榷，决定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作为侨胞救国工作的最高指导机构。侨胞从此有了统一、健全的组织，自总会成立后，在陈嘉庚的带领下，各项救国工作迅速发展，单就捐款而论，便增加了一倍，自总会成立至1939年12月底，共募得国币2亿余元。这就是在缅甸华侨中学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到会各界侨胞及集美校友600多人集体向陈嘉庚行鞠躬礼的原因。
随后，陈嘉庚向现场的600多位侨胞发表演说，表明回国后将考察内地各省建设实况，然后前赴各战区慰问前方军民，并拟抽假回闽，省亲故乡父老。在国内逗留的时间，当在一月以上。
陈嘉庚在谈到发起组织南侨回国慰劳团的目的时曾表示：一则考察祖国后方各项建设之需要，以作侨胞投资，支持建设之根据；二则慰问前方为民族洒热血抛头颅的千百万军民，以表达南洋百万侨胞的热爱与关切。
陈嘉庚还谈到了自己数十年来对国内教育事业的关心，特别谈到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兄弟是一个侨商，没有学识，有的只是钱，对国家没有好贡献，只有出钱办学，自不景气后，兄弟能力仅是维持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今后），就不能不献给政府，改为国立，真所谓‘鹿头鼠尾，做事不结尾’（注：此为闽南俗语），太对不住社会国家。”
陈嘉庚特别谈到了去西北考虑的想法：
兄弟将亲赴西北，视察铁路公路，其他山西，广西各战区，如交通许可，均欲亲往一行。即第×路军（注：八路军）方面亦想去看一看，不过这些是个人理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抗战以来，华侨捐款达×万万零×百余万元，×××一区占总数四十一巴仙（注：41%），以该区华侨财产论，与所出救国捐款之比数为百分之二，实在微乎其微，大大对国家不住，希望各属侨胞以后更要努力出钱，多寄家信。
陈嘉庚演讲两个多小时，听众没有一点倦容，一字一句也不疏忽，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茶叙时，有到会缅甸侨胞曾和忠自动认捐1000盾，作为制药厂开办经费，继起认捐者很多，计共捐缅币10800盾。
1940年3月28日《大公报》以题为《仰光侨胞欢迎陈嘉庚大会，陈氏演说鼓励侨胞输送将》作了详细报道：
领导全南洋一千一百余万华侨出钱出力，贡献国家的陈嘉庚氏，这番因主持慰劳团事宜及亲赴各省考察返国经仰。全缅甸三十万华侨无不为陈氏的莅临感到兴奋，竭诚欢迎，陈氏为社会国家服务的功绩，未能尽述，抗战后，陈氏为国效劳，鞠躬尽瘁，这次不辞旅途跋涉，亲履国门，这种精神，叫人敬佩，难怪国内人士，都在热烈准备欢迎。
“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海外800万华侨，都关注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慰问视察团的行踪，关注着战局的进展，关注着决定祖国未来命运的国共两党的关系等问题。
当时的“中央社”几乎垄断了所有报道，但华侨记者、作家张楚琨、高云览、黄薇等不甘于沉默，不时有书信寄达海外，西方通讯社也常发出一些零星的消息。特别是有一条消息说，陈嘉庚到达成都时，蒋介石以兼四川省主席的身份设宴招待，蒋问陈嘉庚计划去哪里？陈答：“兰州、青海、宁夏、西安。”蒋又问：“西安之后还去哪里？”陈嘉庚说：“如果交通方便，也想去延安。”
关于蒋介石的态度，有多种猜测。据缅甸华侨陈福顺（集美校友、1925年在仰光陈嘉庚创办的公司任职、1950年创办仰光集美小学）在《悼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1961年8月）一文中写道：（1940年）6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事前蒋介石集团百般刁难，多方阻挠，蒋介石当面对他说： “共产党最会宣传，你会受骗。”嘉庚先生不怕困难，答复蒋介石说：“我不怕宣传，谁也骗不了我。”
在去延安的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不支持，甚至命令部下搞了点小动作，但慑于陈嘉庚在华侨中的崇高威望和其背后华侨财团的巨大财力支持，他没有下令阻止陈嘉庚成行。
有研究者认为，蒋介石自认为陈嘉庚有浓厚的正统观念，自从国府宣布抗战后，陈嘉庚在海外表示“蒋委员长乃中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拥戴之唯一领袖，中国最高之领袖”，并曾任“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会”主席，与蒋私交也厚，常有函电往还。蒋一向刚愎自用，觉得陈嘉庚去看看陕北割据的政权，至少不致对“正统”的国民政府有根本的动摇。
无论国内、海外还是西方，都非常关心“南侨回国慰问视察团”的延安之行。陈嘉庚5月31日进入延安地区后，关于他和慰问视察团的报道，令海外侨胞耳目一新。
有一篇随行报道说，毛泽东请陈先生进他办公的窑洞里，陈嘉庚举目张望，墙上挂着地图，室内有大小不一的木椅和一条长板凳，靠窗户摆着一张比小学生课桌稍大一点的写字桌，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笔砚纸张和书籍，他又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身上的粗布灰军装，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这一切跟他在重庆看到的那些达官贵人的豪华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请他吃饭的时候，只有一些时令蔬菜和一味鸡汤，毛泽东说：“陈先生请多包涵，我毛泽东没有钱，菜是自己种的，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朱德总司令和王明赶来作陪，陈嘉庚说这顿饭吃得最愉快，有如老友聚会。
“南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在延安住了9日，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女大等，还与100多名南洋华侨子女和集美、厦大两校出来的学生见面，同财政、司法官员座谈，有一位银行行长曹菊如是福建龙岩人，会说闽南话，免去了翻译之苦，他向陈嘉庚详尽介绍了边区经济的自力更生情况。
分别之际，毛泽东向陈嘉庚表示两点：一是请转告蒋委员长，共产党对国民党并无恶意，衷心希望两党一致对外，早日取得抗战胜利。二是希望陈先生把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南洋侨胞。陈先生十分肯定地作了承诺。在归途中，陈先生对秘书兼国语翻译李铁民说：“中国之希望，竟然在延安。”
后来，海外各报刊载了7月25日陈嘉庚先生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在大会上作《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他在结束时兴奋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消息一传出，海内外引起轰动，“中央社”透露蒋介石表示极度失望……
显然，访问延安的9天时间，改变了陈嘉庚的认识。曾任中国侨联副主席的王源兴是陈嘉庚最重要的核心追随者之一，访问延安时，他就站在陈嘉庚的身旁。1961年8月，他在《华侨爱国的好榜样》一文中写道：1940年，国民党吴铁城到马来亚、印尼等地活动，阴谋中伤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挑拨华侨之间的团结，陈老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和吴铁城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南侨总会的大会上，他不但拆穿了吴铁城的阴谋，还把阻挠会议、破坏华侨团结的国民党总领事高凌百逐出会场，使侨胞们对当时祖国政治的大是大非，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1946年秋的一个晚上，夜深人静，陈嘉庚与王源兴在怡和轩三楼，一面谈话，一面远眺新加坡的夜景。陈嘉庚忽然有所感触地说：“毛主席这时才开始办公哩！”接着回忆起抗战期间访问延安并和毛主席会见的情况。虽然事隔多年，毛主席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办公室内陈设是怎样的简单，连茶几上摆设着几只不同款式的茶杯，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描述。他说，这一晚他和毛主席谈话，不知不觉已经深夜两三点了。他怕妨碍毛主席白天工作，对毛主席说，夜深了，该休息了，毛主席告诉他，白天事情多些，不得不在晚上12时以后才开始办公，经常如此。
陈老在重庆接触过许多达官显贵，目睹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对比后来在延安看到的一切，恰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怎能不教这位满腔爱国热情的老人无限感慨！不过，他老人家从此对国家前途更加乐观了。王源兴回忆，当时陈老以坚定的语气说：“毛主席是我们中国的救星！在历史上真是前无古人！”经过这次谈话，我进一步了解到陈老为何热爱毛主席，也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结束回国慰劳后，取道滇缅公路回新加坡。路经仰光时，缅甸侨胞在福建观音亭（庆福宫）举行欢迎大会，缅华各界有幸最早听他亲自报告一路的所闻所见，陈嘉庚先生报告回国观感历时三小时，列举目睹事实，揭穿蒋介石集团“抗战为名，反共为实”的行径，痛快淋漓。
对于陈嘉庚从误解共产党到支持共产党的思想转变，学者们做出过许多评论，这里仅从陈嘉庚以及曾参加过南洋华侨筹赈活动的侨领王源兴、陈福顺、徐四民的自述中找寻答案。
缅甸华侨徐四民（袓籍厦门，香港《镜报》创始人、缅甸侨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一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抗日战争期间，与陈嘉庚结成了忘年之交。1951年、1957年两次回国观光时在集美受到陈嘉庚的热情接待。他回忆说：1940年12月15日，在仰光华侨举办的欢迎陈嘉庚大会上，陈嘉庚介绍了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延安团结一致打东洋，军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实，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给自己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影响了自己一生。徐四民在回忆录中称陈嘉庚缅甸之行“为南洋广大侨胞带来了光明的消息”，“每一忆及，在我的心灵深处依旧涌现一种景仰与感激之情”。
缅甸华侨陈福顺在《悼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1961年8月）一文中写道：“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以后，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克服一切困难，坚决领导全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伟大精神，表示无限的爱戴和拥护，断言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中国的救星，并以各种实际行动拥护祖国团结抗战。同时到华中及福建等地考察，并在各地据实报告延安的情况。”
《南侨回忆录》记录了陈嘉庚的这次演讲：
此次回国慰劳，始知中央政府诸要人，多野心不正举动。在国内包围制造一党合污之政权；在国外如香港则设党政机关，以笼络及欺蔽海外华侨。……且政府公务员，概须党员。由是朋比为奸，营私舞弊，上下争利。公然横行、无所忌惮。凡党外人士稍一开口反对，则诬以共产重罪。对舆论报纸钳制严厉。稍有正气之人，只有敢怒不敢言。国内既无人敢呻吟，任其野心鱼肉。余以南侨总会主席地位，代表千万侨众职责，且身居海外非暴力可及，若缄口不言，不但有负南侨委托，亦失自己人格。又自抗战以来，逐月必有开会，亦有一月数次者，每次必依中央规定仪式，宣读总理遗嘱，与誓词无异。至中央政府及党部各机关每次开会及纪念周，亦莫不如是。然考多年来，公务人员之举动，多背道而驰，偏走极端，真所谓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者也。
引致陈嘉庚如此大的愤慨，还因为他公平地去了延安视察慰问，受到蒋介石百般阻挠，去了回来又与蒋介石争吵。他在大会上说：“到本省五十余天，历二十余县，绝未闻见一善政。而祸害人民之事项，则指不胜属。”同时斩钉截铁地说，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坚持抗战，一定会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者，到会一千多名听众大受感动。
陈嘉庚的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是对蒋介石在海外华侨中的虚假威望的致命打击。从此以后海外华侨特别是年青一代迅猛觉醒，不但日益关怀祖国命运，更敢于奋起对祖国反动统治势力作斗争。
1940年12月底，“南侨回国慰劳团”由国内考察回南洋后，各种工作进行得倍加顺利，除积极作国民外交外，有计划地指导侨胞向国内投资，“南侨回国慰劳团”重点调查了西南、西北地区，自由竞争的生产事业是什么、需要多少资金？都详列成册，公告于侨胞，并设定了一年内最低向国内投资的数额，一面劝说各地富商踊跃认捐，一面采取分配办法，由各埠侨领分头宣传，并负责予以切实保障，提高其投资的信心与勇气。
后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继续从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中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共3000多人，从各个地区先后回到了祖国，在抗战新阶段的艰巨行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嘉庚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战、避难、解放几个不同年代，经过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观察、历练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性格和价值观。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这股伟大的斗智、斗勇，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无比崇敬，是当之无愧的。
（本文作者为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顾问、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致公党厦门市委原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