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度重视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更是尊重和礼遇民主人士，充满着政治智慧和人情温暖。在与民主人士交往中，毛泽东希望互相平等，“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希望讲朋友情谊，真诚相待，“待朋友：做事以做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民主人士系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党外人士。民主人士既是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又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载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重庆谈判期间和新政协筹备期间。不同时期的交往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就有着不同的特点。延安时期，是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让民主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坚定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前途的信心。重庆谈判期间，是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赢得了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新政协筹备期间，是为了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共同建立新中国。

延安时期，许多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党外民主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繁忙之中抽出许多时间接待他们，答疑解惑，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充分展示了领袖魅力。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38年1月，毛泽东与无党派人士梁漱溟的交往，“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梁漱溟通过访问，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排除了对抗战前途的担忧，“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我的努力是什么》）。1940年6月，毛泽东与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交往，“毛泽东主席来余寓所数次，或同午饭，或同晚餐”。陈嘉庚通过访问，看到了毛泽东简朴的生活及其与群众的亲密无间，排除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认为“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南侨回忆录》）。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也有交往。“今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所见，但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表。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公共阅看”。黄炎培通过访问，留下了著名的“窑洞对”。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黄炎培直言相告，“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庄重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归来》）。

重庆谈判期间，除参加和指导谈判外，毛泽东还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其中多数是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以1945年8月30日为例，即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由林园返回桂园。上午分别访晤宋庆龄、赫尔利。到住地桂园商谈的有：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晚上出席张治中的宴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作陪。宴会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来，毛泽东同他们交谈”。有的民主人士是多次会晤和交谈，三访张澜就是一段佳话。除8月30日访问外，9月2日中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5日下午，“到特园看望张澜，向张澜介绍和谈情况”。张澜的建议，毛泽东表示赞成，并认为张澜是老成谋国。

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国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北上参与筹备开好新政协会议，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仅从香港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就有20多批次177人，约占新政协会议代表的27%，这是一项庞大的统战工程。为了表达真心和诚意，毛泽东亲自迎接新政协代表。对于宋庆龄的迎接，至诚至敬，感人肺腑。1949年1月19日，“和周恩来致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6月19日，再次“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8月28日“下午四时，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晚上，设宴招待宋庆龄”。

对于程潜的迎接，关怀备至，令人感动。1949年9月4日，“函告周恩来、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9月7日“晚十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等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和宴请程潜”。有人不理解为何给程潜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予以解释，既有政治高度，又是重情重义，“程潜是个元老，我们特邀他参加新政协。另外，我们又是老乡，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还叫别人去接吗？”

毛泽东不仅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而且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请民主人士参与国家管理，“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郭沫若、黄炎培2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设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其中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是民主人士。当党内有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烦时，毛泽东严肃指出：“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

毛泽东不仅政治上关心民主人士，而且经济和生活上也给予关心。1950年4月21日，在同李维汉、徐冰谈统战工作时，强调要重视民主党派及非中共人士，“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民主人士的旅费问题”。严厉批评有些部门和地方不关心民主人士的做法，“像学校不收民主党派分子，某地委看到民主党派材料就把它撕掉，对党外人士像踢皮球等等，都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毛泽东更是尊重和关心程潜，20世纪50年代每一次回湖南都要看望程潜，说“颂公老年人，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房子，我们给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毛泽东不仅同民主人士有着政治沟通，而且有着诗书和思想文化交流。柳亚子是民国时期旧体诗坛领袖，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与其几度诗词唱和，既有“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共同喜悦，又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耐心劝导。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民主人士寄来自己的作品和著述，毛泽东一般都给予答复，以示尊重。其中读得最细的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该书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洋洋百余万言。毛泽东阅读了全书，帮助改正错别字，指出书中的引文尚有不当之处，还关心该书的出版，善意地给予提醒，“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毛泽东曾与其讨论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明显、不强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阶级斗争，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则指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双方的讨论从晚六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明。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认同了毛泽东的观点（《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

白居易诗云：“以心感人人心归”。一般而言，民主人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诗书和思想文化交流，是毛泽东礼遇民主人士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开辟了与民主人士内心交流的通道，更好地把民主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