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大字之祖”《瘗鹤铭》素有浓厚兴趣。梁天监十三年（514年），《瘗鹤铭》镌刻于镇江焦山石壁之上，结字错落疏宕，字体张扬流畅，笔势雄健飞舞，笔法灵秀洒脱，为历代众多书家称颂。后来因雷击崩落于长江之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得残片5块。

1914年，鲁迅购得《瘗鹤铭》的影印本，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书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刘熊碑》《黄初修孔子庙碑》《匋斋藏瘗鹤铭》《水前拓本瘗鹤铭》各一册，共价二元五角五分。”4年后的1918年2月3日，鲁迅又从琉璃厂购买《瘗鹤铭》拓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瘗鹤铭》一枚，泉五元。”

鲁迅校勘《瘗鹤铭》极其认真。首先是厘清它的尺寸大小、字体形态、石刻布局和所在位置。其次是抄录全文，细加描摹，将拓片上的铭文用大字标出，同时参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互勘，将已知的缺字脱文，以小一号的字体一一补录并标出，使之笔意相连。最后根据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列《瘗鹤铭》的文字顺序，指出权威著作《金石萃编》所记载的“高八尺，广七尺四寸，十三行，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说法有误，正确的应该是“刻高约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

在深入考证和缜密研究后，鲁迅认为，清康熙时期，焦山《瘗鹤铭》在复原时，仅仅依据《金石萃编》中记载的布局、尺寸等，来确定它的具体空间位置，并不准确也不够严谨。因为，根据《瘗鹤铭》传世拓片上实际的字形大小和行距，若是“铭石高八尺内”，则每行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根本无法容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可见鲁迅校勘《瘗鹤铭》的精准。而尤令人称道的是，鲁迅抄录、描摹《瘗鹤铭》时，选用了长25厘米、宽32厘米的竹纸，字迹工整；若将脱漏的文字填入鲁迅所留出的空缺之内，可以说是丝丝合扣，让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