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25日，拉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隆重发布，宣言如同抗美援朝运动的紧急动员令，在其感召下，全国各地迅速燃起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强有力地鼓舞了士气、支援了前线。那么，这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是怎么形成的呢？

共识：救邻即是自救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9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不顾中国人民警告，肆无忌惮地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虽然当时中国正面临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完全稳固、经济尚未恢复和物资匮乏、财政困难等严峻形势，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艰难决策。中国民主党派以高度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到抗美援朝这一爱国运动中，坚决支持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美两国国力对比过于悬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而新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因此，当时国内和国际舆论及不少中国民众，对出兵朝鲜跟美国开战很不理解，认为中国打不过美国，对抗美援朝运动没有信心，甚至悲观失望。

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在党内研究讨论、征求意见，决定在全国开展时事宣传，统一认识，坚定必胜信心。1950年10月24日，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周恩来签发的《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提出“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要求“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在中央未有新的指示前，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地区），反对亲美恐美以及加强国防和治安的评论、消息和信件。”并强调“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同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专题讨论抗美援朝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经过讨论，参加会议的常务委员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赞同组织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援助朝鲜，反对美帝侵略。

后来，据李维汉回忆：“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表现了爱国的热忱，拥护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国政府表示的不能‘置之不理’的声明，一部分人并且主张以武力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中不少人也暴露了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极少数人则主张‘隔岸观火’，主张在忍耐退让中求生存。”“中央决定后，又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少数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主要由恩来同志和我出面分别约他们座谈三次。他们也都是同意出兵援朝的，有的一开始座谈就很坚决，主张出兵。个别人有点疑虑，经过座谈，很快取得了一致。”

共鸣：联合宣言表明立场

1950年11月2日，全国政协召开第十一次双周座谈会，张闻天介绍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并向参会者征求意见，如何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帮助大家对援助朝鲜问题达成共识。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交组组长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联合宣言，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同意支援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支持，会议决定起草一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以表明立场，号召各方。大家公推由罗隆基执笔起草《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指出：各党派即将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全国人民以志愿方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要求，此宣言发表后，各地报纸及各人民团体与社会人士应发表评论宣言谈话加以拥护”，“望召集党内外各报代表，告以有计划地发表读者（来信）表示（拥护）这种主张的来信”，在发表“除主张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者外，还应同时发表若干一般性的表示努力工作，反对美国侵略，检讨崇美恐美心理，同情朝鲜人民，为被美空军杀死的同胞复仇等信件”。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起草稿呈送给毛泽东后，11月4日上午9时，毛泽东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修改问题致信胡乔木：“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11月5日，这份宣言经毛泽东两次审阅定稿，在《人民日报》一版以大号字标题通栏刊登《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措辞严谨，大义凛然，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威胁中国安全的侵略行径，充分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决心赢得战争、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

宣言指出，美帝国主义在1950年6月发动的侵朝战争，其阴谋不止于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要侵略中国，统治亚洲，征服全世界。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主张朝鲜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应当从朝鲜撤回去。然而，美帝国主义不愿意停止侵略战争，反而向“三八”线以北，向中国的边境鸭绿江、图们江疯狂地推进侵略战争，这样就迫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的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同频：抗美援朝运动掀起高潮

宣言发表后，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全国各族人民随即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形成战胜强敌的磅礴力量。

《英雄儿女》影片中王文清的原型——时任志愿军20军89师政委王直收到军委秘密调令后率部北上，在锦州车站通过报纸看到《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他敏锐地认识到宣言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战争动员令。王直立即在火车上召开师党委会议，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宣言，“消除恐美病，打好出国第一仗”成为全师政治工作中心。

各民主党派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活动，民盟总部先后编印发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朝鲜归来》等时事宣传讲话小册子及内部印发的《抗美援朝宣传提纲》《时事资料摘要》等宣传材料，多次组织盟内外群众座谈，参加讲座、报告会、控诉会或示威游行。

民主建国会总会发出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宣教要点（第一号）》，号召民主建国会各级组织“把所有的进步分子都动员起来集体讨论、分头工作，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和演讲会，把现在落后的人们逐渐提高，提高到自己一样的政治水平。”

中国致公党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及其他抗美援朝资料，寄给海外华侨团体，帮助他们认识美帝，并了解中朝人民这种神圣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一些海外华侨纷纷给美洲致公党元老、归国侨领司徒美堂写信，提出中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等问题。司徒美堂除个别作答外，还撰写了一封致美洲华侨的公开信，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揭露了美国对朝鲜、中国台湾的侵略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阐释了志愿军出国抗击美军侵略对于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条分缕析，解释清晰，解答了海外华侨的疑问。

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持续开展一系列活动：发起、签订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拥军优属活动，积极募集救济品、慰劳品，组织赴朝慰问团，开展武器捐献运动；协助中国红十字总会组织赴朝医疗队；反对美国对日媾和，进行朝鲜停战谈判教育；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等，为夺取抗美援朝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为方便认捐，通知还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以旧人民币计算，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亿元，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20亿元，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9亿元。仅从捐款捐物来看，至1952年5月，民革党员捐献现金13亿余元，所联系群众捐资达5亿元，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卖掉其香港一处房产并捐全部款项，龙云夫妇捐出昆明两处房产；到1952年底，民盟仅国内盟员的捐献总额就达到34亿元，尚不含许多盟员捐献的金银首饰、房产等实物，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将其工资留小部分作为家用外，其余的倾囊捐了两千万元，夫人刘慧徵也捐献了保存几十年的一只金手镯；民建会员与各地工商业界积极行动起来，共捐献179架飞机，现金29亿元；到1951年10月，农工党捐献飞机1架，全党共捐2亿多元和金银首饰、手表等一批实物，其中，黄琪翔捐出准备在桂林养老的两座花园洋房；仅1951年（当年全国致公党党员人数不足400人），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党员共捐款2.72亿元，此外，华南总支部的同志从1951年3月起长期捐献月薪5%—10%，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才停止此项捐款；九三学社积极参与捐献活动，仅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社员就捐款5亿元，北京市九三学社社员秦凤翔捐献了价值8亿的无锡市一处房产；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带头捐献300万元，上海盟员和台胞捐献金额达6.29亿元，此外，还有拍卖私家车捐款的李伟光，有义务应诊、半价收费，并将款项全部捐出的医生和积极参加缝纫组、赶制用于捐献的蚊帐的女盟员。

各民主党派积极动员各自成员、子女和亲属踊跃参军参战：民建的胡厥文、胡子昂、吴蕴初等亲送子女上前线。吴蕴初说：“我爱我的女儿，但更爱我的祖国”；时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的黄鼎臣（致公党）亲自组织并率领医疗队开赴朝鲜战场救护伤病员；作为“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组成人员，1952年3月，陈其瑗（副团长、民革）、杨美真（民建）、周建人（民进）、彭泽民（农工党）、方亮（九三学社）、孙承佩（九三学社）、谢知母（台盟）等民主党派专家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美帝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取证工作；九三学社仅北京就有30多位社员的子女参军参干；台盟盟员林东海、黄幸、蔡管仲、魏正明、丁光辉、王宏、陈昆仑、林汉漳、斐裴、荣才、陈合来等有的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有的参加朝鲜运输队与志愿军医疗队，其中丁光辉、蔡管仲、魏正明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功，林东海、王宏荣立四等功。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先后组织了三批慰问团赴前线慰问。慰问团成员由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的代表，各条战线著名的劳动模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及各界知名人士、文艺工作者组成。每一届慰问团除总团以外，又包含各地的数个分团。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1年4月初赴朝，5月29日回到北京，设八个分团，共575人；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2年9月18日赴朝，12月5日回到北京，设九个分团、共1097人；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3年10月4日赴朝，12月18日回到北京，设八个大总分团，共5448人。其中，蔡廷锴（民革）、章伯钧（民盟、农工党）、胡厥文（民建）、雷洁琼（民进）、黄鼎臣（致公党）、叶丁易（九三学社）、周明（台盟）等民主党派代表先后参加慰问团赴朝鲜前线。

1951年和1952年的两次慰问都是在战火纷飞中进行的，慰问团的团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前线为战士们奉上精彩演出，并亲手把携带的由全国人民献赠的锦旗、慰问金、慰问品及慰问信送到志愿军将士和朝鲜军民手中，各种慰问活动鼓舞了前方将士浴血歼敌的斗志和士气。归国以后，他们向各界人士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业绩，激发国内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义愤和以实际行动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极大热情。

对于《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作出的重大贡献，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本文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致公党贵州省委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