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论述对观察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化及特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与方法，昆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最为典型的艺术之一，其产生、发展与传承恰好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昆曲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造性与包容性的产物。昆曲产生于晚明，极盛于盛清，衰落于20世纪初期。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处于“早期现代时期”，昆曲是中国这一时期的艺术结晶与文化象征，容纳了中华文明发展到明代的诸多文化艺术领域的优秀成果。譬如昆曲文学，包括杂剧、传奇与诗词散曲等，是中国的诗文学传统在明清时期的更新，也是诗与小说、戏剧的结合；昆曲音乐包括南北曲，以中州韵为标准，用工尺谱来记录。清代乾隆十一年编纂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82卷，包括4466个曲牌，是对中国古典音乐的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昆曲的表演艺术继承了宋元杂剧戏文的形式，又进行了精细化与精致化，形成“江湖十二脚色”的行当艺术；昆曲美术结合了明清时代的物质文化，又成为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闵刻《西厢记》彩色套印图，共21幅，被认为是明代艺术史的高峰之作。昆曲就像一个倒三角形，将中华文明的诸多方面汇聚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演变成为昆曲艺术。

二十世纪初期，昆曲从宫廷艺术变为民间艺术，继而被视为古典艺术，开始走向衰微。此后经历了三次复兴：第一次是1917年前后，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阶层、部分商人和梅兰芳、杨小楼等名伶，与北方昆弋班社合流，在北京掀起昆曲复兴运动。稍后江浙沪的知识阶层、商人与士绅在苏州创办昆剧传习所，昆曲因此得以延续半个世纪。第二次是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晋京演出新编昆曲《十五贯》，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与提倡，“满城竟说《十五贯》”，全国相继成立多个昆剧院团，民间昆曲传习活动得到发展。第三次是2001年5月18日，昆曲成为第一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2006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昆曲作为中国的“非遗之首”，不仅是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传统文化，也成为中国进行“非遗”保护与活化的实践场所，其地位到达百年来的最高位置。昆曲之所以衰而不绝，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20世纪以来的昆曲兴衰史上，北京大学具有较为重要的位置。1917年，曲学大师吴梅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传授昆曲，是高校昆曲教育的起始。经由这一脉络，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昆曲传承的重要场所。它就像一个蓄水池，不仅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的昆曲观众，而且是昆曲清曲传承的主要力量。百年来，北京大学的昆曲传习薪火相传，2014年，北京大学成立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并在2018年成为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近年来，北京大学拓展以昆曲、古琴为主的“非遗”教育与校园美育，以《经典昆曲欣赏》《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通选课程为核心，让学生们近距离体验与欣赏“昆曲之美”，并组织校园传承版《牡丹亭》，通过学生跨界演出大戏来深化昆曲传承。此外，还开展昆曲的跨学科融合与跨文化交流，不仅在开罗大学开设“中文+昆曲/古琴”课程，而且到西班牙、埃及、卢森堡等国家举行昆曲古琴演出和工作坊，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昆曲不仅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密码”，而且可以与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相结合，这既是昆曲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