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许多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固步自封、尊重差异、对各种文化理念保持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是中华文明始终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突出的包容性”。“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仅体现为对不同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的尊重和包容，也体现为对各种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蕴含在其深层的文化基因之中。在民族交融、宗教融合、文明汇通问题上，中华文明都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通商、通婚等各种形式的友好往来，也有过对峙、冲突甚至战争，但是最终，各民族并没有分道扬镳，而是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交往不断扩大，交流不断扩容，交融不断加深，最终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少数民族，例如“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还有突厥、契丹、党项等，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中汇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之中，而汉民族也在此过程中融入了各民族的基因。在民族交融上，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深刻体现在“怀柔远人”“以文化人”“天下归心”的文治传统中。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种族差异，而是生活样式、文化习俗的差异。中原王朝在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秉持的理念并非武力征伐、以“力”服人，而是重视文化认同在“怀柔远人”中的重要作用，注重用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包容精神和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才能海纳百川，吸收、融合各民族先进文化，聚各家之长，成为各民族所认同的文化共同体，形成道通为一、水乳交融的统一文化空间，牢固构筑中华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国并非宗教国家，但是从古至今，中华大地上始终并存着丰富多元的宗教信仰。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国从未发生过宗教纷争。各类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与融合，大多逐渐适应中国社会，有的还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佛教最为典型。佛教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深入融合。在中华文明包容佛教的同时，佛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文学艺术和礼仪习俗，丰富发展了中华文明。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中华文明对各种外来宗教的包容性与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会把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仪式吸收到礼制和人文教化中去，作为一种教化的手段而非宗教崇拜。荀子分析两者区别是“君子以为人道，百姓以为鬼事”——君子能透过宗教仪式，看到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将其作为人文教化的一种手段，借以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正因为“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各类宗教在中国才能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共生发展，从而形成“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这也使得中国在世界上成为善于处理宗教关系的良好典范。

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创造了光芒璀璨、别具特色的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多样性既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宝贵思想源泉。在文明交流问题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深刻体现了“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开放胸怀。在中国文化中，“和”与“同”是严格区分的两个概念。《国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是指同类事物的简单重复或机械叠加，而“和”的前提恰恰是“异”。中国人认为，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让不同事物或不同要素按一定规则进行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形成一个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任何一种文明要想永葆生机活力，都必须保持开放胸怀，不断吸收借鉴新的文明要素。文明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可以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彼此、相互成就。面对多元丰富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开放的胸怀，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坚持吸收借鉴多元文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面向未来，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必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再次大放异彩。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