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能像医生这么特殊。也没有哪种服务，能像医学这样与被服务者的疾苦和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代代协和人，以严谨、求精的仁术，书写着一篇又一篇敬佑生命的“治愈”故事。

他们是为治愈患者而生的医者，更是敢于担当的专家。

血管外科郑月宏教授曾讲述过一个“拆弹”的故事。他的门诊来了一位患者，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妈妈。一个鸡蛋大小的颈动脉瘤，长在了患者的颅底下方、左耳后方。虽然在体表无法触及，但却隐藏着破裂出血导致压迫窒息，以及血栓脱落引起偏瘫的巨大风险。它仿佛是患者体内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患者已走过了很多家医院，相关医生都无能为力。

这么大的颈动脉瘤长在颅内外沟通处，能解剖出近端动脉又顺利重建的希望有多大？这里血管、神经密布，若稍有不慎就是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患者如此年轻，家里还有一个年仅3岁的孩子，如果手术出了问题，他们如何承受？

但是，面对这个被疾病笼罩、紧握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家庭，医生很难说“不”。医院迅速组成由血管外科联合耳鼻喉科等专家为代表的多科协作团队，共同为患者制定了两套手术计划，但正如术前谈话时，医生和患者家属所谈及的那样，“这个病、这种情况，不可能不付出代价”。手术开始，当术前的一切未知被清晰地暴露在眼前时，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打断封闭耳道、失掉听力，还是成了唯一的选择。

4小时的磨骨，暴露颅内动脉血管，于患者大腿取下一段自身静脉，阻断左侧颈动脉，准备上下绕过动脉瘤区域，进行颅内外搭桥缝合。10分钟以内，要在一个近似于钥匙孔的狭小空间里面，将直径4毫米的血管缝合在动脉上，且只许一次成功，哪怕类似手术先前已有过数次经验，专家们依旧如临大敌。松开镊子的那一刻，看到瞬间膨起的血管，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她的孩子又能有妈妈的陪伴了……

总说病人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愿意给予医生最大的信任，把命交到医生手上，所以即使顶着雷、冒着风险，医生也不放弃一丝希望。

他们是有医学专长的普通人，也是常常给予患者帮助的好心人。

儿科李正红教授也记述过她和一个早产儿患者的故事。有个早产儿体重只有620克，比一瓶矿泉水重一点点，大家都叫孩子“小Q”。

孩子提前了三个半月来到人间，所有器官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小小的身体连着各种仪器。医护人员24小时监测孩子的体温、呼吸、心跳、血压，还要用呼吸机帮孩子呼吸，用营养液给孩子提供营养。对护士来说，给孩子薄得透明的皮肤扎液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李医生每天都要计算孩子需要的各种营养素的数量。所有的医嘱都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每一班医生都会关心孩子吃了几毫升的奶，尿了几毫升的尿，排了几次便便，再事无巨细地交代给下一班的医生。

活下去对于孩子来说异常艰难。孩子一步步过关斩将，有创呼吸机改无创，无创改高流量吸氧，吃奶从1毫升到5毫升，营养液从4批减少到1批，直到终于可以实现完全肠内营养拔出深静脉导管。

孩子在NICU住了63天，从一个620克的小不点儿长成了2200克、脸蛋上有两块小肉肉的“胖娃娃”。看着孩子可以自己维持稳定的体温，学会了自己呼吸、自己吃奶，终于可以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了，李医生有点儿舍不得，也有些不放心，孩子回家后她还给孩子爸爸打了几次电话……

他们是深知医学仍有诸多局限的探索者，更是带给患者安慰的朋友。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卢琳和患者张老师的故事，持续了14年之久。张老师患上了“库欣综合征”。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几，属于临床罕见病。

就在医生准备跟张老师进行更细致的沟通时，张老师却满脸怀疑地看着当时还年轻的张医生。在每天例行的查房中，张老师总像抽查自己的学生一样，挨个逐项地“审问”医生化验单上的结果和意义，并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对于这种行为，医生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还是尽量耐心细致地解答，直到张老师满意。张老师的病情比预想的更复杂，可他竟然还是提出了出院的要求，不管医生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他还是执意签字出院了。

一年后患者再次来到协和。这一次，他是被救护车送来的，住院后先后出现了重度低血钾、肺部真菌感染、急性胰腺炎等多种危重症状，病危通知都下了几次。好在，经过一次次多科会诊，医护人员把危在旦夕的张老师抢救了过来。

在死亡线走了一圈之后，张老师对医生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开始无条件地信任和配合医生，身体也一天天好转。经过半年的住院，他再次登上了朝思暮想的三尺讲台……现在，14年过去了，张老师的状态非常稳定。

张老师常说：“是协和的医生鼓励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医生想说，是他让医生感受到了珍贵的信任。这，就是走心的医学，是有使命担当的医者每天的实践。

（张抒扬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本文系张抒扬为《医之心――百名协和医学专家医学人文志》所作序，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