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二十四册《傅璇琮文集》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傅璇琮先生是引领学术的规划者与设计师，对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部《傅璇琮文集》展示了傅先生精深的学术成就，也相当全面地呈现了他奖掖后学、推动学术所付出的心血，尤其是首次集结的十册《驼草集》让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更好体会傅先生孜孜不倦奉献学术的勤勉与热诚。相信这部文集的出版，会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理解这位学术大师。
傅先生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他自觉以现代学科意识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现代学术体制之下的古代文学研究，需要通过“学科化”的方式来推进，这与中国传统学术多有不同；但“学科化”可以增强研究规范，加强学术协作，促进有效的学术积累，推动研究创新。研究生教育是现代学术“学科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虽然从20世纪初即开始，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生教育全面繁荣之后，才真正全面走上“学科化”的发展之路。21世纪以来，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学科化”的发展要求也更为强烈。
傅先生在推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化”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他积极树立研究范式、热情培养研究队伍、深入总结研究规范，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汗水。受傅先生影响最深的唐代文学研究，走在了古典文学“学科化”发展的前列，而傅先生许多“学科化”建设的努力，其影响又远远超出唐代文学，推动了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现代研究。他本人也成为深受尊敬的学术宗师。
树立科学的研究范式，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傅先生对研究范式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40多年的唐代文学研究，会发现有两种研究范式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唐代文学与唐代社会的关系研究，二是唐代文学史演进研究。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是第一个范式的垂范之作。学界围绕这一范式，展开了对科举、入幕、地域、家族、宗教等因素与文学之关系的全面探讨，许多研究都受到傅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直接指导。
唐代文学史演进研究是另一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这类研究以士风与诗风、文风的关联为核心，综合群体研究、文体研究以及对外部成因的细致考察，对文学史演变的环节、过程，进行新的观察，以期丰富对唐代文学史面貌的认识。对这一范式，傅先生也多有贡献，他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希望揭示文学的演进过程，而《翰林学士传论》等著作也在深化这一研究所需要的群体分析。
上述两个范式，都以文献的深入考辨为基础，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及其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等对唐代文学的基础文献，进行了扎实的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深厚文献基础。
对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都是科学而开放的。唐代文学研究上述两个范式，使文学、文献、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有机结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研究结构，可以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它们推动唐代文学研究整合多种要素，形成充分的学术交流，积极深化对唐代文学的认识。傅先生之所以被学界誉为学术规划师，主要是因为他对上述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的研究范式，或创构垂范、或积极推动，其充满智慧的规划引领，对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贡献甚深。
培养研究队伍是“学科化”发展的要务。傅先生对培养青年学者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不遗余力地奖掖后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年轻的学者不断深造、勇于探索。他去世后，人们感念他对青年后学的热诚，回忆起古人“八百孤寒齐下泪”的诗句。这是深切的缅怀，更是崇高的赞誉。此外，各种学术组织的建设，是培养研究队伍，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傅先生对此也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长期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做了大量的组织引领工作。此外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王维研究会、韩愈研究会等的建设，也得到他的许多关心支持。
总结学术规范，是“学科化”科学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这也是傅先生非常关注的工作。他与蒋寅共同承担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组织了全国近60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4年，形成了300多万字的成果。“此书的编纂，是为了克服‘课题重复、规范缺失，出版无序’的问题，推动学术的良性发展”“是多角度地宏观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尝试，同时也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术探索”（《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序》），这无疑体现出鲜明的“学科建设”意识。现在，这套《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成为海内外无数学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传统、掌握学术规范的必读书。在这套书之前，还从未有对学术规范如此系统的总结。此外，傅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他积极梳理研究传统，推动学科规范的建设，许多创造性的努力都走在了学界的前列。
傅先生围绕“学科化”积极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开阔的胸怀和眼光，以巨大的学术责任感，避免了“学科化”往往难以避免的门户壁垒与知识壁垒，让现代学科意识在开放中实现良性的发展、不断走向深化。
“学科化”意味着专业化，需要遵循规范，但也容易拘守规范而不能通观；能培养专家，但往往难以造就通人。另外，“学科化”以学科体制为基础，研究者日益形成的门户也常常难以打破。知识的壁垒、人事的壁垒，是“学科化”发展很难绕过的问题，会令其日益狭隘而失去活力。
傅先生是没有门户、没有壁垒的学术宗师。他虽然关注唐代文学，但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其思考纵横驰骋而非拘守一途。他长期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中华书局总编辑，担任《全宋诗》第一主编，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宋登科记考》，这些都越出唐代文学的范围；至于他与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与杨牧之主编《中国古籍总目》，与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这些工作又着眼于中国古代文献与文化的整体，对学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广泛影响。他非常关注中外学术交流，早在1991年就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显示出全球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此后他在引介国外学术成果、关注海外汉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傅先生长期在出版界工作，所提携奖掖的无数学者，与其并无体制内的师承关系，避免了门户的狭隘。有人会觉得这是他身在出版界的独特身份所带来的影响，但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傅先生在承担着繁重出版编辑任务的同时，积极奖掖学者、推动学术，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这是巨大的学术责任感，也是开放的胸怀。正是这样的责任感与胸怀，令傅先生在积极创建现代学科化研究的同时，避免了知识与人事的种种壁垒，呈现出开放的格局，有“学科化”之长而无其“门户”之短。这是傅先生创造的奇迹，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奇迹。
我作为一名唐宋文学研究者，学术之路上一直得到傅先生的关心和鼓励。读书时参与《全宋诗》的整理，傅先生作为《全宋诗》的第一主编，曾给予我们悉心指导。我在葛晓音先生指导下完成研究晚唐五代诗歌的博士论文。傅先生与蒋寅老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时，让我撰写其中“唐代文学卷”的“晚唐五代诗歌”一节，给我很大鼓励。我翻译了美国著名学者包弼德教授的专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送呈傅先生后，得到他的热情肯定。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韩愈的有关问题。傅先生对韩愈研究的大力倡导，令我深受鼓舞。这点点滴滴，都让我对傅先生的学术贡献，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今天回顾傅先生的卓越成就特别是他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现代学术之路上不断发展的种种努力，崇敬的同时，很多人会有如此奇迹难以重复的感叹。其实，真正的创新创造都是不可重复的，但是，透过傅先生的奇迹，可以看到现代学术如何建立更良性的发展，如何超越“学科化”所可能产生的狭隘与拘束。在这一点上，傅先生对待学术鞠躬尽瘁的责任感、开放包容的胸怀，有着无尽的启迪意义，这或许是让现代学术避免狭隘与壁垒，真正获得长远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