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一经发布，立即获得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对于民盟响应之盛况，论述颇多。但将响应“五一口号”与民盟组织的重建、政治的新生结合起来，将发电发文响应与民盟组织新政协运动、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的行动结合起来，将响应“五一口号”与反对美蒋鼓吹的“中间路线”结合起来，对民盟响应“五一口号”做一具有历史逻辑的系统而立体的解读，由此洞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中国土壤勃然而生的历史必然，明晰民盟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自觉，实有必要。

南下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为响应“五一口号”提供了先决条件

1945年抗战胜利后，民盟因与中共为反对独裁、反对内战更加紧密合作奋斗，受到国民党政府严酷迫害，1947年迫害达到顶峰。是年，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被枪杀，包括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于邦齐在内的全国盟员被捕达百余人，南京民盟总部遭特务包围和监视。是年，从4月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公然倡导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到10月27日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28日“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该声明诬称民盟“勾结共匪”“企图颠覆政府”，命令各地治安机关对民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严加取缔”。

10月28日至11月4日，民盟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最后的交涉，国民党政府坚持认定民盟非法须解散并禁止活动。为保护盟员，11月5日在沪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民盟宣布自行解散。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发表总部解散公告。

就在11月6日当天，新华社发表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民盟被迫解散，“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呼吁民盟“清除这些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预见性地判断“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道路的可能性”。在舆论声援之外，中共还为民盟接下来酝酿恢复总部、坚持开展地下斗争等，热忱地提供支持和帮助。

民盟作出了历史的选择，走向光明的道路。1947年11月，经沈钧儒与张澜密商，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恢复了民盟总部，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强调，民盟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民主的立场，因而也必然是革命的立场，要反对中立的态度和所谓中间路线，“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正如沈钧儒在闭幕词中所希望的那样，全体盟员有了正确的、共同的认识，民盟为着新的目标、新的路线，开始进行新的事业。

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也再度在香港复刊。在3月1日出版的新一卷第一期上刊登的社论就是《坚持路线，击破阴谋》。此后，《光明报》在民盟响应“五一口号”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宣传平台、舆论阵地和组织动员的作用。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为民盟作为各民主党派之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民盟在第一时间积极响应“五一口号”、推动开展新政协运动作好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不仅仅是响应第五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主、和平、独立和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5日，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其他在香港的12名民主人士一道联名通电响应，指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同时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国族重光，大计亟宜早定”，表示要与国内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立即引发了席卷而来的响应浪潮。

民盟响应“五一口号”的具体举措主要体现在响应“五一口号”第5条，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即亲笔致函李济深、沈钧儒，以真诚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2日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在香港集体讨论的重点，即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家一致认为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8日民盟参与香港《华商报》举办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就新政协与旧政协的不同、作用和影响、在广大人民中如何推动等进行讨论；16日《光明报》发表社论《新的政治协商与我们的工作》，随后民盟展开热烈的新政协运动。

8月1日，毛泽东复电沈钧儒等人，提出关于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为响应毛泽东复电，沈钧儒接受了香港《华商报》记者的采访，表示“中共今年在五一节时发出号召，建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大家当然完全同意，热烈响应此项号召”。

我们要看到民盟响应“五一口号”的根本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新中国而奋斗。民盟对于“五一口号”的整体性认识，对其意义和重要性的把握，是不容忽视的。5月8日邓初民在“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指出两点，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性“一天一天明确化、单纯化、坚强化了，这就能表现出新政协与旧政协质的不同”，另一点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义“原是要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对敌，担负艰巨而复杂的建国事业”。6月1日《光明报》刊登沈志远《国际·新政协·民盟》一文，明确指出民盟“由一和平奋斗的政团转变为民主革命阵线中的一翼，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促成的”；16日民盟在刊发的《我们赞同迅速召开新政协》一文中讲到，“五一口号”的第5条“值得我们多多的理解”“指出了我们共同的任务”，并敏锐地意识到，建立新中国这个近百年中国人民付诸无数重大代价的神圣历史任务，要接近胜利了。75年后再读这些文字，想必更能对民盟选择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自觉，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6月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在文末号召“共同为结束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点出了民盟响应“五一口号”的主旨思想。同时，民盟将响应“五一口号”落实于各项工作的具体安排。6月19日民盟总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现阶段工作纲领》《国内关系委员会工作大纲》，作出了开展新政协运动以结束独裁，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协助解放区以增强前方的战斗力、分散和瓦解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加速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等工作部署。

因此笔者认为，民盟响应“五一口号”，具体举措主要体现在对第5条的积极响应，但主旨思想则贯穿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共识。比如民盟对于要开展的新政协运动，眼光就落在更长远的“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身，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上。从这个角度而言，投身召开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也可以视为民盟响应“五一口号”、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主要抓手。

响应与行动

——推动开展新政协运动，支持人民解放战争

民盟除在第一时间发电发文响应“五一口号”之外，还将响应付诸最实际的行动。一是推动开展新政协运动，二是支持人民解放战争。

在6月16日《光明报》刊发沈志远的《展开新政协运动》一文，呼吁“这一响应新政协的运动，显然还是做得不够，因为它主要的似乎还停留在文字响应的阶段上，而没有普遍地展开成为一个运动。而且，这也不光是一个响应的问题，而是当前每一个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团体、党派、个人等均应一致努力的重大战斗任务”。随即，民盟宣传委员会拟定《新政协的提出与本盟的态度讨论提纲》，全面介绍新政协的根据、性质、意义及民盟对新政协的态度诸问题，发动盟员和群众开展讨论；民盟领导人先后在《光明报》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邓初民在7月16日《光明报》刊发《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明确提出新政协运动中中共的领导权问题，“应该由中共来召集”“统一战线问题，根本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整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先生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这正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袖的人最负责任的表示”。9月1日和16日的《光明报》连续刊发了马叙伦、李文宜、周新民、高天、李相符等15位民主人士关于新政协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民盟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共同研讨民主统一战线纲领，以及新中国的工商业建设政策、文化建设政策，汇集成结论，供新政治协商会议参考；沈钧儒等民盟领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呼吁广大民主团体和各方面人士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响应迅速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到1949年大批民主人士纷纷北上，或不远万里海外归来，民盟对于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宣传、推动开展的新政协运动，在其间是发挥了影响和推动作用的。它不仅开辟了宣传中共“五一口号”和新政协主张的阵地，并且号召和动员了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大众团结一心筹建新中国。

与此同时，民盟还通过各种方式配合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一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可能条件，帮助中共搜集国民党相关军政情报。如1948年10月，民盟上海区执行部批准民盟上海市支部建立情报站，专门为中共搜集军事情报。二是宣传中共政策，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如翻印解放区文件，宣传大好革命形势和中共政策；1948年9月济南战役，民盟参加策反工作，吴化文将军率部两万多人起义；11月民盟发表《告蒋军官佐士兵书》，极力奉劝国民党官兵率部起义；1948年底，民盟在北平参与策动傅作义工作，为帮助人民解放军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三是准备迎接解放。比如民盟南京临工会拟定迎接解放的工作计划要点十四条，号召盟员坚守岗位，保护资财及机关档案，防止敌人破坏等。

响应与反对

——反对美蒋鼓吹的“中间路线”

民盟响应“五一口号”，恰可以与民盟同年反对美蒋鼓吹的“中间路线”，作一个颇有意义的对照，充分说明此时民盟已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一边”，坚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之际，其内部一部分人士在美国支持下，抛出所谓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妄图破坏革命局势。1月，国民党控制的《大公报》接连发表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后又为答复反对者的意见，发表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声称“武力不能解决问题”，鼓吹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并强调这个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倡议仿效实行欧美式的“民主的多党竞争制”。

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也鼓吹中国可以走“第三条道路”，可以在美国支持下“组成若干团体”，“倡导若干有关改革之主张及进步之运动”。3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和宋子文资助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正式在北平成立，提出32条政治主张，认为“国内应有并列的政党”“政权的转移应该视选举的结果而定”。一时间，美蒋鼓吹的“中间路线”，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并对一部分人产生了影响。

民盟与中共一起对此进行了严正批判。2月2日和14日，民盟在香港召开记者招待会，沈钧儒向记者和民主人士说明了民盟新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目标，并指出过去有些人所幻想的“中间路线”，现在是走不通的，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没有‘超然的’或者‘中间路线’的存在可能”。接着，民盟总部发出通告，要求各级组织“必须坚决地反对南京独裁政府，反对美国援蒋侵华政策，反对封建剥削制度”，“与一切民主党派尤其是中共及国民党民主派携手合作，以加强民主统一战线”。3月1日《光明报》刊发社论《坚持路线，击破阴谋》，指出美蒋在国民党政府“日暮途穷”之际抛出的“和谈”和“中间路线”，“以中间分子为其进行的主要对象”，民盟要“特别提高警惕，坚决站出来粉碎这种阴谋”；3日，民盟参加中共在《华商报》报社举办的座谈会，再次猛烈抨击自由主义运动和中间路线。《光明报》也先后发表了《自由主义的批判》《揭开“伪自由主义者”集团的画皮》《伪自由份子与真自由份子的两条道路》等文章。

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之后，民盟一面旗帜鲜明地予以响应，一面继续驳斥美蒋鼓吹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反动实质，揭露他们的“和平”“和谈”阴谋，《光明报》先后发表《美国“自由主义”的清算》《最近美国的和平攻势》《斥司徒雷登大使》《假和平和真和平》等文章，为推动各界人士彻底抛弃中间路线、认清“和谈”阴谋，积极投入反美蒋斗争，巩固和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上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筹备

——响应“五一”口号的终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序曲

1948年秋，中共中央邀请在香港等地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备新政协会议，具体会商地点确定为哈尔滨。中共的邀请得到民盟的积极性响应，远在香港、海外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盟先辈，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北上奔赴解放区。

1948年9月12日晚，沈钧儒、章伯钧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周密安排护送下，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开香港。该船穿越台湾海峡后，绕开美蒋舰队监视的黄海海域，从东海经朝鲜海峡驶入日本海，于27日上午到达朝鲜罗津港，当晚又乘火车离开朝鲜，于29日抵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陈云等的热烈欢迎。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充分显示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决心。随后，民盟众多成员与其他民主人员一起一路向北，进入解放区，胡愈之从南洋赶赴西柏坡，楚图南从上海辗转天津到达李家庄，费孝通从北京清华园来到西柏坡……他们都是为了一项共同的事业：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

10月8日，中共中央将中央统战部同部分民主人士商谈后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毛泽东修改后，电发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指示将“文件转交他们每人一件，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和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2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高岗、李富春邀请沈钧儒、章伯钧等各党派负责人，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正式举行第一次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征求意见，围绕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各党派民主政治协商由此全面展开。

23日，根据沈钧儒的提议，高岗、李富春又与各民主党派代表进行了“分问题具体商谈”，并由中共中央将文件草案转发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答复。经过一个多月多次座谈充分交换意见，2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民盟）、谭平山、章伯钧（民盟）、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民盟）、李德全8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共同协议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此，民盟响应“五一口号”画上圆满的句号，同时亦开启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并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张成单位：民盟中央研究室、刘景瑜单位：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陈伟平单位：南湖革命纪念馆，文章由民盟中央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