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的践行者。

左宗棠身上彰显着湖南人“敢为人先”的果敢气度。他开风气之先，积极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坚持自立、自主的原则，大力兴办洋务，发展近代工业并培养科技人才。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建福州船政局，他一面从外国订购造船机器、轮机和船槽等，一面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在引进吸收的同时抓住主动权，打破列强技术垄断，建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造船厂，成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同时，他创设船政学堂（亦称求是堂艺局），制定《求是堂艺局章程》，“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为中国海军及航海事业培育大量人才，被孙中山先生称誉“船政足为海军根基”。后来在北洋两次海战中叱咤风云并以身殉国的英雄林永升、邓世昌、刘步蟾，清末民初的海军将领萨镇冰、程璧光等人均出自船政学堂。来到陕甘后，左宗棠又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创办了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近人秦翰才先生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就称“西北近代文明之肇始，实起自左文襄”。在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以洋务为耻的社会环境下，左宗棠学西方图强的开放胸怀、兴洋务救国的远见卓识、领风气之先的改革创新举措便愈显难得，这也是对湖南人“敢为人先”的果敢气度的最好注脚。

左宗棠身上闪耀着湖南人“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他早年深受贺长龄兄弟、陶澍、魏源等湖湘经世学派士人的思想影响，讲求“实学”，好读“有用”之书，用心钻研舆地、兵书、农桑、水利、盐政、漕务等有用之学，亲手编绘全国及各省地理图本和历史图籍，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对时局进行分析判断，这也为他往后外抗侵略、内事建设做了学识上的充足准备。左宗棠极为推崇主张经世致用的魏源，不仅为魏源所撰《海国图志》再版作序，还在写给女婿陶桄的信中盛赞该书：“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他在自著《学艺说帖》中剖析世界大势，主张改变以往重义理而轻技艺之弊，倡导认真学习西方技艺而谋求富强。左宗棠极为注重“实政”，《清史稿》载“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左宗棠驻扎西北十三年半，经营西北，夙夜在公，任上施行的善政懿行数不胜数，涉及到军事、财政、民政、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左宗棠终生崇尚“通经致用”，追求“修齐治平”的“实行”“实效”，鲜明标识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

左宗棠身上凸显着湖南人“坚韧不拔”的坚毅品质。在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所习称的“耐得烦，霸得蛮”的血性。左宗棠从“一介布衣”成长为“中兴之臣”，前40年不求闻达，厚积薄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为之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积蓄能量；出佐督抚幕府长达8年，48岁才开始创建楚军，独当一面；50岁才开始主政一方，大器晚成。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左宗棠孜孜不倦，不达不休，连续向朝廷进忠言、献良策，终于争得朝廷对“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认可；还先后六次上奏，请求在新疆和台湾设行省、置郡县以实施有效管辖；在西北任上，面对嘲讽和困难，他都概不介意且越挫越勇，“天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

作为湖湘后人，我们纪念左宗棠诞辰210周年，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湖湘文化精神，涵养向新而行的中华文化自信，凝聚起三湘儿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的磅礴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南篇章而团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