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春秋周刊

闻一多治印

《 人民政协报 》 ( 2023年02月09日   第 11 版)

张 雨

1938年2月18日,闻一多为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鼓励学生说:“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然后,他便与200多名师生徒步行程3000余里,历时68天,随学校迁至昆明,之后在新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大继续任教。

随着抗战的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大名鼎鼎的教授过着贫穷的生活。据说,当时昆明的乞丐都不找他们要钱,大家都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闻一多要钱,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扭头就走:“你早说嘛,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由此可知,大教授们穷得叮当乱响。

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人,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穿的一件心爱的皮大衣送进当铺,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有的教授提醒他去治印。因为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治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闻一多思考再三,决定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战斗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酬金,他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还。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闻一多却分文不取。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可见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闻一多的印作大多收入《闻一多印选》。闻一多的印刀法刚健,疏密有致,有笔有墨,给人以雍容、古朴的美的享受。冯友兰、朱自清、吴晗、华罗庚等都保存有闻一多为他们刻的印,一直视为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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