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莹莹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一的慈善文化，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作用？
周秋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慈善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慈善事业是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减震器。慈善事业通过扶危济困、济穷济急，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前，我国政府的全面社会保障机制很难做到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而慈善事业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优势恰恰成为新时期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
其二，慈善事业有助于推动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可是还有部分困难群众的生活仍有待提高，仍然存在返贫风险，这就需要社会慈善事业的助力。可以说，慈善事业在补足民生短板、助力产业发展、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其三，慈善事业有助于涵养引导社会崇德向善，进而形成“善治”的社会习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凝结出恤老慈幼、扶贫帮困、乐善好施的优良慈善传统。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良美德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记者：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您看来，中华慈善文化的精华及其当代价值是什么？如何继承并弘扬？
周秋光：在谈精华和价值之前，首先了解一下慈善文化的概念和定义。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持续运行、长期积淀的产物，是围绕慈善的主体内容所产生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慈善文化包含着文化应有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即物的层次，可称之为慈善物质文化；二是里层，即心的层次，可称之为慈善精神（心理）文化；三是中间层，即心物结合的层次，可称之为慈善制度文化。
中华慈善文化的精华体现在其利他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平等互助、善与人同、民胞物与、志愿服务、友好关爱、社会和谐的文化理念。中华慈善文化自身特殊的价值取向，就是始终把善举功绩作为达成理想社会的重要助力和手段。古往今来，慈善事业往往都发挥着超出慈善本身救助社会羸弱的目的，进而上升至各界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实现手段之一。
中华慈善文化的当代价值在于：一方面，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自身繁荣提供精神养分。问道于史，从历史长河中寻找慈善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如何处理社会民生福祉事业中的相关关系提供历史鉴戒。社会民生福祉事宜中，政府和民间、公益与私益应该如何处置才能获得各方理解和认可，这不仅可以从当下出发，也可以回顾历史现场。
其次谈谈如何继承弘扬中华慈善文化。要之有四：
一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慈善思想，并剔除其中不良因子与文化糟粕。中国慈善的根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发展、创新慈善事业应从根源处出发。不过，继承过程中应有所甄别，对传统慈善思想中一些不合时宜或遗毒于世的文化糟粕，应予及时剔除。
二是继承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责任担当，但同时慈善事业又要走民办公助之路。中国历代王朝都将救济饥贫灾黎视为自身既定职责，这样一种政府在慈善中的主动意识与行为，伴随统一的中央政权延续至今。但与此同时，在当前政府还应当转变成为慈善事业的支持者、监管者，放手让权社会组织，推动慈善事业往民办公助的方向发展。
三是继承并改革传统慈善形式，使之在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生机。今日应当继承并改革的传统慈善形式主要包括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华侨慈善等。
四是要重构传统慈善中的道德要素，使之在中国当代慈善发展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传统慈善对受救者及施善者都存在极为严厉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当前的慈善事业仍旧是一种道德实践行为，本质特征是“利他性”，故慈善事业中的道德支柱是绝对不能丢弃的，而是需要进一步优化和重构。
记者：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您看来，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秋光：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慈善事业是中国基本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慈善事业着力于第三次分配机制，基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推动社会公平发展进步的要求，党中央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慈善事业恰好起到这一作用。
其二，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扶贫济困、养老哺幼、助残恤孤、服务社会和助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明确了作为自愿共享机制的慈善事业，与法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和功能几乎具有一致性。我们在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结合。
其三，慈善事业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需要有参与社会并发挥作用的途径，而慈善事业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桥梁与载体。
记者：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文化及其优良传统、借鉴其中的宝贵经验，能够给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带来哪些思考与启发？
周秋光：我觉得能够给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带来的思考与启发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中华慈善事业的千年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扬弃式”发展过程，一方面在不断传承精华进而实现发展创新；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摒弃糟粕并且吸汇外来文化，形成一个动态演化过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理念完美地体现在中华慈善事业历史长河当中，这正是中华慈善始终保持旺盛活力而历久弥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前景必然经历也必须完成当代转型，如此方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推向新的阶段。这种转型既是近代中国慈善已有做法的延续和完善，但更多的是适应当代国情而做出的转变，包括互联网时代慈善公益何去何从、全民慈善的可能与路径、慈善事业运行的专业化转向、慈善事业如何服务于民族复兴主题等。
其三，繁荣当代中国慈善事业需要慈善文化理念创新的“软实力”支撑。
其四，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需要解决好传统慈善当代重构的问题。很多传统慈善的做法与观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却又与当前社会需要存在一系列矛盾，这就需要对传统慈善进行“重构”，要与时俱进加以改进。
记者：公益慈善组织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练好内功，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周秋光：我个人认为可否考虑从如下五个方面着力：
一是树立“大慈善”概念，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应当作为慈善事业的一部分，而不是将慈善救助与社会公益人为分割开来。
二是吸纳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善”文化，明确当代公益从业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谋一己之私利，而是服务社会大众。
三是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慈善事业为政府服务的理念。公益慈善行为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公益慈善达到稳定社会秩序，这才是善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代公益慈善组织同样应当有此格局，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添砖加瓦。
四是继承传统文化中“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发展理念。世上并无百年不变且无积弊之法，公益慈善组织经过长期运作，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面临这样那样的困境，为此就必须根据时代需求而不断进行革新。
五是要有联合行动的意识，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组织的单独行动。历史上很多名噪一时的慈善公益组织之所以陷入人存善举与人亡善息的困境，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单打独斗的风格，没有形成集团效应。同样，也有慈善公益团体通过联合行动进而取得显赫善绩的情况，比如民国时期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故慈善公益组织应该摆脱各自为战的局面，形成中华慈善的集体品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