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果
2022年10月27日上午，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一块红土地与一群“朝圣”者
1939年6月至12月，中共连续下发3个接收知识分子参军的重要文件。其中，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除抗大等院校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开办了14所抗大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
当年，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从进步报纸《救亡日报》的中缝里看到过延安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招生广告，就打听着如何去延安。有些南方人听说过：“大西北的冬天，冰天雪地，连耳朵、鼻子都会冻掉的！何况还吃小米，住窑洞！”但这一切并没有让那些有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打退堂鼓。他们通过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开介绍信，表明了自己的志愿和要求，辗转来到延安，受到接待处的热情接待。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里有这样一组数字：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就有477人，占全校学员的37%。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从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达到4655人。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开学，外地来的知识青年竟达到10403人……展出的图片和数字上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
这些青年，有的从敌占区、国统区经历千难万险而来，有的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及南美洲、北美洲来。其中就有贺敬之、刘炽、于蓝、王昆、马可、李焕之、黄准、陈强、田华……刚到延安的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艺，他曾回忆：“我刚到鲁艺的第三天，正是旧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光辉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毛主席站起来，那样欢喜地亲切地向我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止不住流泪了。”
据统计，仅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就26次到抗大讲课。许多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回忆说，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毛泽东的神采声情，语言幽默，引人入胜，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他还曾多次到陕北公学去演讲，讲统一战线，讲持久战、游击战，讲团结，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成千上万的青年来了，为了追求他们的理想，为了坚守他们的信念。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仅抗大一所学校半个月就挖好175孔窑洞，修筑一条3公里长的盘山“抗大公路”。每孔窑洞住七八个人，共睡一条土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写道：“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延安是个小地方，人民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吃饭穿衣，他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粮食自己种，仅抗大第五期学员就开荒两万亩，人均三亩多。除了种地，还喂猪养鸡、纺纱织布、打草鞋、造粉笔……
一首诗与一种情怀
贺敬之16岁就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7岁在延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久开始文学创作并取得显著成绩。关于自己在延安学习、生活的经历，贺敬之曾有过回忆和评价。他说：“从自然生命来讲，是延安的小米饭、鲁艺的小米饭养育了我，‘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命来讲，我是在延安入的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鲁艺决定了我的一生。”从贺敬之饱含深情的话语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段生活成了贺敬之一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经历，所以他也情不自禁地把延安比作自己的“母亲”。
1946年，贺敬之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延安，但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延安的战友和父老乡亲仍萦绕在他的记忆和梦境里。1956年，贺敬之从北京来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回到了阔别10年之久的“母亲”的怀抱，贺敬之心情异常激动，《回延安》正是对这种激动心情的真挚而生动的抒写。
那是1956年3月上旬的延安，延河流水清澈见底，到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显示着春日的来临。团中央主持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将要在这里召开。各新闻机构都派人到会采访。会议开幕后，遇到停电的情况，小型发电机轰鸣的马达声给西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郭强的写稿带来了极大干扰。后来，郭强被安排到延安南关路东一个旧平房的旅社写稿和住宿。
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郭强看到里边有两张床，靠里的一张显然住了人。这时，领路的同志告诉郭强：“领导安排让你住这儿，与贺敬之同志住在一起！”一听贺敬之，他喜形于色，连声说“好、好”。他知道贺敬之是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歌剧《白毛女》的执笔者之一，和他住在一起，自己将会得到不少教益。
在交谈中，贺敬之告诉郭强，他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重回延安，感到比回到出生的故乡还要亲切。他说宝塔山下、延水河畔、荒坡上、土窑洞里，到处都留着他亲切的回忆。他接着说：“这次重新去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也去了当年鲁艺所在的桥儿沟，访问了久别的延安父老乡亲，他们都是那样深情地接待我，用延安的土特产酒枣、粘糜子糕、南瓜子招待我……和乡亲们讲起当年的往事，又看到延安今天的变化，我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下来……”
这些现实情景强烈地冲激着贺敬之的心扉，不仅驱使他写了《回延安》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还写了一篇相关内容的散文《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同时也为他几个月后的长诗《放声歌唱》孕育了思想感情的萌芽。那时他也只不过是30岁出头的青年，在早春尚有寒气的延安，他常穿件细毛呢大衣，言谈举止，也确有一种文质彬彬的诗人气质。
几天后，两个人比较熟悉些了，郭强问贺敬之到延安后写了什么大作。贺敬之风趣地说，只有几首“小作”，还是陕北民歌“信天游”，是老调子了，正在改。郭强趁热打铁，向他索稿，说：“《信天游》更好，我们广播电台可以请人朗诵，还可组织文工团的歌唱家演唱。”贺敬之听了，欣然应诺。
过后，贺敬之交给郭强一份诗稿，并谦虚地让他先看看提点意见。郭强反复看了几遍，深深为这首诗所表达的朴实、深沉的内容和真挚、凝练的感情所感染。欣喜之余，他把稿子神秘地藏在身边，深感这是一份十分称心的特约稿件。对他们的新闻界同行，他一直严守“机密”，生怕被他们“捷足先登”。
大会闭幕后，郭强回到西安。对《回延安》这首诗，他一面请话剧团著名演员张痴朗诵，一面准备请刘燕萍用《信天游》演唱。但谁能料到，他的播出计划竟然没有获得主编的批准。郭强很不服气，多次据理力争，甚至把《回延安》诗稿让全组的10位编辑传阅讨论，并且一一签名表态。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首好诗，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播出。”但这也不能说服主编。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郭强决定把诗稿送往《延河》杂志。正要写信给贺敬之的当口，又出现了一次新的跌宕。
西安《工人文艺》编辑杨小一看了《回延安》诗稿，大加赞赏，连声称好。听了郭强的打算后，他拍着胸脯说：“你先不要送《延河》，让我们《工人文艺》发表！”隔了几天，郭强向他打问情况，他悻悻然地说：“我们的头头也是有眼无珠，我和你一样，做不了主，送《延河》吧！余念是诗人，他们识货！”
余念即诗人玉杲，当时是《延河》副主编，接到郭强的电话，他让郭强立即把稿子送去。不久，编辑部来电话：“好！他们不发我们发！”郭强告诉《延河》，需要写信给作者打招呼。大约10多天以后，郭强接到了贺敬之从北京寄来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的，表示：同意《延河》发表《回延安》。另外，贺敬之还把这份经过再次修改的稿子誊抄附信寄给了他。笔迹婉丽秀美，潇洒自如，令人爱不释手，郭强把手稿给《延河》抄了一份，把原稿保存了起来。
就这样，经过几次波折和往返，诗歌《回延安》终于在1956年7月的《延河》月刊上第一次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对于这次回延安，贺敬之后来在2013年重回延安参加“重回延安寻根之旅——弘扬鲁艺精神，共建鲁艺家园”系列活动时，曾深情而又谦虚地说：“《回延安》这首平凡的诗对伟大的延安来说无关宏旨，巍巍宝塔山不是靠这首诗扬名的。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它确实是我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印记。1956年我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回到离别10多年的延安。会议期间，我和代表们参观了党中央当年在延安各处的旧址，在杨家岭山头上种了树，又探访了母校鲁艺所在地桥儿沟的干部和乡亲，十几天来一直心情激动，确实是感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大会结束前要开一个联欢会，我准备用‘信天游’的形式唱出这次重回延安的感受。延安的3月还很冷，夜间一边哼唱着一边写，一边激动地流着泪，不觉中感冒嗓子失声了，不能上台朗诵，回来就在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了文字稿。”
贺敬之的《回延安》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名篇。这是一首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新诗。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回忆延安的战斗生活，赞颂延安的巨变，展望延安的未来，表现了作者思念“母亲”延安的一片赤子之心，抒发心中对母亲延安的眷恋。
延安是贺敬之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对延安他有着深深的情感。故地重游，诗人的心情特别激动：“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莫要”“莫把”两个祈求的诗句，说明诗人无法控制自己内心激动的情绪。接下来几句，黄土贴心、梦回延安、搂宝塔山、千呼万唤，连续几个情节和动作表达了诗人对母亲延安的眷恋。全诗共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写诗人阔别10年后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与亲人相见时的兴奋和喜悦之情。
贺敬之曾这样谈到过自己创作《回延安》的心得与感受：“我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下来，只能说是由于写了我人生经历中对‘母亲’——延安、党、祖国的真情实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还说：“比起当年鲁艺的师长们和老同学们以及从延安出去的广大干部，无论在文艺创作或其他工作上，自己的贡献都很少，每次回想起来总是深感愧疚。不过，当想到整个延安，想到这个名字标示的伟大历史内容和辉煌业绩，却不能不永远为之骄傲。想到作为它队伍中当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还活着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无比荣幸。”
一首红歌与一种精神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80多年前，《延安颂》这一饱含革命深情的旋律深入人心，迅速飞遍抗日根据地，并远播大江南北。当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听着这首歌曲奔赴延安，一到延安再次听到《延安颂》更是热血沸腾。莫耶就是《延安颂》的词作者。
莫耶，原名陈淑媛，出生于福建安溪。1937年10月，莫耶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从此更名为莫耶，次年春进入鲁艺首期戏剧系学习，夏天转入文学系。正是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莫耶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延安的一处高地，鸟瞰全城，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夕阳照耀宝塔，宝塔辉煌无比。更晚一些的时候，月亮升了起来，延河映照着天上的星星和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灯光，伴随着欢声笑语流淌。两种景致叠加在一起，让莫耶透过月色仿佛看到了无数投身革命的青年，正昂首阔步地从延安奔向抗日的前方。
心潮澎湃的莫耶迅速创作了一首歌词《歌颂延安》，并交给在延安的青年作曲家郑律成谱曲。拿到歌词的郑律成一气呵成完成了歌曲《歌颂延安》的谱曲创作。于是，一首曲调气势恢宏、委婉流畅，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着的歌曲诞生了。
1939年春天，延安大礼堂里举行晚会，座无虚席。《歌颂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赢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随后，《歌颂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延安颂》倾注了词曲作者对革命圣地的无比热爱和由衷的赞美之情。
郑律成曾这样回忆创作这首歌曲时的心境：“当时延安还很荒凉，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生活很艰苦。但是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怀着对革命的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又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延安充满了朝气，到处都洋溢着热情和明朗的歌声，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希望的，以它来歌颂延安，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
《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在美国纽约，爱国华侨每次为八路军举行的募捐活动中，《延安颂》和《义勇军进行曲》是固定演奏曲目。当年流行的红色歌曲《延安颂》对于当时的国统区来说，应该完全是一首赤色宣传的禁歌了。然而，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首《延安颂》在1940年还是被巧妙地更换为《古城颂》的歌名，刊登在了国统区出版刊物《新音乐》第二卷第三期上，足见这首歌曲的影响之大。
早年，很多青年志士正是唱着它奔向延安，投入抗战的革命洪流。今天，《延安颂》已经成为世代传唱的经典，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符号，它所描绘的“理想国”延安，更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代名词”、一段岁月与传奇的回声、一个情怀与精神的象征。
（作者系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史研究者，有学术成果入选教育部2021年全国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