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晋丽

过去的十年，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在对中华文明起源的不停追寻中，考古人实证了中华文明脉络，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的历史画卷展现于世。

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这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之所以能够取得瞩目成果，都少不了科技考古的力量。

无论是回顾新中国考古的历史，还是审视当下，科技考古在考古学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科技考古必将大有可为。

“我国的科技考古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几乎跟中国考古学的开始同步”

记者：首先祝贺您《关于推进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的提案》荣膺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奖。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您在全国两会期间多次为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事业建言，原因何在？

袁靖：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都需要文化遗产这个实物证据的支撑。就像我们现在评价前人在对待文化遗产的功过得失一样，我们一定要给后人留下我们这代人对于中华民族祖先的敬畏、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和担当。我长期在考古机构工作，自2017年开始，又担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对考古、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等一线的实际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都促使我认真思考从宏观和微观上如何处理现实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如何从整体上推进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用提案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和十三届的历次会议上，我一共提出了30多项提案，内容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境外考古，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国内考古、博物馆等多个方面。我的这些提案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记者：在中国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中，您的专著、主编的论文集和教材是数量最多的。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科技考古的？

袁靖：我1989年3月到日本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环境考古和动物考古，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关注科技考古的内容。多年来，我出版了《中国科技考古导论》《科技考古文集》《中国动物考古学》等专著，主编了《中国科技考古纵论》《中国科技考古讲义》等论文集和教材，以及以书代刊的《科技考古》第一辑到第五辑。我一直发奋努力，为推动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我国科技考古肇始于何时？分哪几个阶段？

袁靖：如果追根溯源，早在1920年，从事化学史研究的王琎就率先对汉代的五铢钱进行化学分析，探讨这类文物的合金配比等问题。1924年，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开会记事》中明确提出，要吸收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参加考古学研究。因此，我们的科技考古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几乎跟中国考古学的开始同步。

我认为中国的科技考古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可以称之为探索期，表现为一些学者尝试着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之中。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可以称之为初步发展期。这个时期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人数增多，一些单位成立了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机构，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至今，可以称之为快速发展期。这个时期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中都突出科技考古的研究内容，多个科研机构和高校高度重视科技考古，各项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

记者：可以为我们科普一下科技考古的定义和分类吗？

袁靖：科技考古的定义比较长。如果简要概括，科技考古就是以考古学研究的思路为指引，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科技考古大致可以分为数字考古、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有机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12个领域。这些领域的众多科研成果，为考古遗存测定了绝对年代，为探讨古代人地关系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为研究古人的体质、基因、食性特征提供各种信息，涉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的研究，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科学证据，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

“实验室考古是移动了遗迹，即把遗迹搬到实验室开展工作。而考古方舱是移动了设备，即把一些检测设备搬到工地现场，随时发掘随时检测”

记者：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科技考古发挥了哪些作用？您刚才提到，科技考古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科学证据，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可以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吗？

袁靖：我举三个实例：

首先，碳十四年代测定确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分别是：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其次，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得出农业经济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及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一是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大致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多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为当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奠定了经济基础。二是大约自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包括传承原有的技术、引进和开发新的生产力在内的整个农业形态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三是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里，除中原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农业经济最终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导致文化衰退或朝着转型的方向发生变化，最终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持续发展起来。

第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开展科技考古带来了标志性突破。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邑。1959年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充分揭示出了二里头遗址宫室、城墙与道路系统为代表的聚落形态，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遗物表现出的文化面貌，墓葬、祭祀坑、卜骨等所展示的宗教观念等。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就聚焦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开展研究，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的研究，也一直把二里头遗址作为重点。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冶金考古、陶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科技考古诸多领域都介入到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之中，二里头遗址是公认的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的研究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这样全方位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界对于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周围资源与自然环境、人群构成、农业经济、手工业技术、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认识，也为科技考古全方位介入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案例，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记者：近年来，普通大众对考古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一些遗址考古工作经常会引起围观。人们发现，无论是在三星堆遗址还是近期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考古发掘中，都出现了令人备感新奇的考古方舱，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这种高科技？

袁靖：考古方舱就是把实验室搬到工地，是实验室考古的放大版，即把整个发掘区域当成一个遗迹单位，用玻璃罩罩起来，在里面开展考古发掘、检测和保护。这是对特殊的重点遗址发掘时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措施。可以这样说，实验室考古是移动了遗迹，即把遗迹搬到实验室开展工作。而考古方舱是移动了设备，即把一些检测设备搬到工地现场，随时发掘，随时检测。由于方舱的面积很大，考古人员不能像实验室考古那样站在地上对遗迹进行清理，需要在方舱里借助升降设备，趴在设备上开展发掘工作，这样可以保证不破坏遗迹和遗物。

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要融入考古学的综合研究之中

记者：在作此前的“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的采访报道时，我们发现，一些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中，科技考古人员的数量超过了田野考古人员。这是否代表着今后的一种趋势？

袁靖：其实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的整个过程中，科技考古人员的数量就已超过了考古人员，这是跟现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内容密切相关的。现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除了发掘人工遗迹和遗物，从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切入，开展深入研究外，还需要了解遗址的年代、当时的自然环境、古人的体质特征、包括DNA研究和食性分析在内的古人的各种信息，他们获取动植物资源的各种行为，那个时候的手工业发展状况，这涉及认识各种器物的材质、原料来源、制作技术等等。这些方面的探讨属于多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需要有各个领域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来开展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的科技考古团队。在一个具体遗址开展考古发掘的人员往往就是几个人，相比之下，科技考古的人员就显得较多了。尽管如此，考古人员依然是核心，是考古发掘和研究、揭示一段特定的历史的总负责人，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要融入考古学的综合研究之中。

记者：我国科技考古还有哪些需要完善之处？

袁靖：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科技考古的普及率不高、研究程度参差不齐，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以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1702处考古发掘项目为例，其中，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有300余项，普遍注意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科技考古的工作。而1300余项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由于任务紧、时间有限、经费缺乏保障、从事相关科技考古的人员有限等诸多原因，大部分未开展科技考古工作，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尚未作为常规性技术普及应用。这不仅造成考古发掘现场信息采集的不完整，而且影响到后续的深入研究，限制了我国考古学科和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个人理解，可以从完善推行科技考古的制度保障，加强科技考古队伍、标本库和数据库建设，强化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记者：国家鼓励高科技成果在考古、保护、展示方面的应用试点。去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要深化遗址科技应用等8项任务。这预示了一种怎样的方向？

袁靖：放眼世界，考古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

近年，国家在人员编制、科研经费等方面都向考古倾斜，正在推行多个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如此重视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人员、经费上做出如此之大的投入，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国家有关部门在政策上也越来越注重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比如在2022年初《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的通知》中，科技考古是通知中列出的八个优先开展专项人才培养的研究方向之一。按照最新统计，中国现在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人员有400多人。在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科技考古从整体上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光辉历史，通过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学者一定能够为展示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自己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