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龙

陈文贵是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细菌血清病理学家，毕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研究和防疫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同学之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针对多地发生霍乱、鼠疫等疫情，陈文贵筹建了疫苗血清制造室，生产了大量疫苗。其疫苗对遏制疫情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解决了军民急需，有力支援了抗日战场。

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出现的鼠疫流行案。陈文贵根据汇报的情况，敏锐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

一年后，日军又在湖南常德实施“鼠疫战”。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所获的情况为：1941年11月4日凌晨5时许，一架日机趁常德大雾弥漫，低空投下“谷、麦、棉絮、纸片等物”。11月11日，当地发现了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接着又有多例病人高热死亡。陈文贵发现，病人均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根据敌机空投地点与发病地点的一致性，加上从空投到发病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的一致性，他确认这次鼠疫流行就是敌机抛撒的感染鼠疫性物体所致。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12月12日，陈文贵执笔撰写了近万字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揭露了日军对中国军民发动细菌战的暴行。该报告书英文版被分送给各国驻华使馆，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投降后，陈文贵在重庆宽仁医院任副院长兼医务主任，一位远东国际法庭指派的法官询问了有关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些情况后，要求他在《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上签字。陈文贵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该报告书为国际法庭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细菌战罪行提供了有力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文贵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也进行了细菌战。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肩负重任的陈文贵亲赴前线，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陈文贵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揭发其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