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礼

中国的残疾儿童教育始于19世纪末叶，但旧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很难有发展残疾儿童教育的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加之当时尚未普及义务教育，残疾儿童的教育发展仍旧极为缓慢，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尽管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数增加到近3万，但特殊教育学校数却只有200余所，之前最多时也没有突破300所。

改革开放后，随着1982年《中华人们共和国宪法》第45条首次明确“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即在宪法层面规定国家发展残疾儿童教育的责任后，关于残疾儿童教育的法规、政策才纷纷出台，如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4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等，中国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才真正开始走向正轨。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获得了全方位的飞速发展。

首先，依法举办特殊教育更进一步。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普及，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与残疾儿童的教育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进行和时代特点相适应的修订，以使残疾儿童的教育更为有法可依。于是，全国人大适时修订了相关法律。例如，2017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调整了残疾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理念、规范了残疾人学校的教育教学、加强了对残疾人教育的保障和支持措施、强化了各级地方政府对残疾人义务教育的责任，以保障残疾人教育的开展。

其次，“办好特殊教育”彰显党对残疾人教育视野的转换。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关心特殊教育”后，党中央越来越关注特殊教育。十八大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十九大提出“办好特殊教育”，使执政党从特殊教育的旁观者视野转变为责任者视野。也正是这种视野的转变，使得中国的残疾人教育尤其是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再次，“提升计划”的出台是特殊教育发展的提速器。正是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教育部等七部委连续出台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和《“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这三个计划是10年来特殊教育政策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开展的提速器。它们不仅规定了30（2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区要举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还规定了残疾儿童的生均公用教育经费不得低于6000（7000）元（已经超过这个规定数目的不得降低），这种操作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特殊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还次，中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规模空前发展。正是在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的促进下，中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规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例如，2012年中国有特殊教育学校1853所，2021年有2288所，10年增加了24%；2012年有在校残疾学生37.8751万人，2021年有91.98万人（含送教上门），10年增加143%；2012年特殊教育学校有专任教师4.3697万人，2021年有6.94万人，10年增加了59%等。

更次，颁布“义务教育课标”，规范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在2007年颁布盲、聋、培智三类学校的“实验方案”后，乘着十八大的春风，在2016年颁布了三类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并在人教社的组织下，立刻启动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的编写，2017年秋季即开始供应按照新课标编写的学生用书，保障和规范了特殊教育学校的课堂教学，使之成为10年来特殊教育实践层面最重要的成就。

当然，如果所有的县市区都有特殊教育学校、所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和有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普通学校都能真正关心残疾儿童的发展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减少不必要的送教上门的学生，那将是中国残疾儿童之幸、也是中国教育之幸、更是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