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郑欣淼，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曾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故宫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等。他多年来从事政策科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鲁迅思想研究。上世纪末以来着力于文物、博物馆研究。2003年首倡“故宫学”。出版著作有《故宫学概论》《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太和充满：郑欣淼说故宫》以及《鲁迅与宗教文化》《政策学》《社会主义文化新论》《郑欣淼诗词稿》等30余种。

■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每一处建筑、每一件文物都蕴藏着生动的人物和事件，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宫廷历史文化。故宫文物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载体，是最丰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宝库，也是世界珍贵的文化遗产。

日前，以“玉兔迎春至，神州报喜来”为主题的2023年《故宫日历》首发面世，引发人们的兴趣。2009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故宫图书馆发现了一本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故宫日历，并力主重新出版，以一个鲜活的视角向公众展示故宫的价值。本期讲坛从故宫文物保护百年历程中撷取几个重大事件，讲述百年来对故宫文化遗产的认识过程，这是郑欣淼先生近期在中国版权协会主办的“远集坊”上的讲座内容。

不久前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了我国新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这与我国2002年的文物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相比，强调了要挖掘文物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文物发展和保护的需要。

故宫有600多年的历史，故宫博物院成立将近100周年。故宫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博物馆，也是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故宫的意义，就是故宫遗产内涵所体现的价值，遗产的价值是需要挖掘阐释的，而故宫价值的挖掘与认识是一个过程。故宫文物保护的百年历程中有很多重大事件，今天选取几个谈谈我的认识。

清宫文物是国家的文化宝藏

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共有24位皇帝先后在此登基，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占地72万多平方米，常说有宫殿及大小不一的房屋9000余间，都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并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以其平面布局、立体效果和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堪称无与伦比的杰作，十分罕见。1987年12月，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但之后的一段时间，溥仪还在清宫中居住，文物保存在宫中，这些藏品仍旧属于他。当时没有人对此怀疑过。

1922年初，溥仪以宫内经济困难为由，打算把从沈阳故宫运到紫禁城保和殿的《四库全书》卖给日本，用来筹措他出国的费用。北京大学8位教授强烈反对，在报纸上发文强烈反对售卖《四库全书》，并表示《四库全书》不是溥仪的私产，国家应该成立“古物院”来保管和展示这些藏品。这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第一次提出清宫的藏品归属于国家，距今整100年。

1923年，紫禁城建福宫花园失火。当时建福宫花园库房里保存了乾隆时期以来大批珍贵的藏品，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为此更多人开始提出，清宫的藏品不属于溥仪个人，而应属于国家，是国家积累起来的珍贵文物，是和中华民族根基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学者强调了故宫文物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影响。

因此，那场对清宫旧藏是否为皇室财产的争论，使社会在清宫珍藏上有了共识：一是在价值上，这些珍藏反映了中华数千年文明，关乎中国的历史文化，为立国精神的寄托；二是在所有权上，这些珍藏为历代帝室递嬗相传，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因此是国家的财产；三是在保护方式上，应该设图书馆与博物馆，集中保护。于是，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成立）应运而生。

建福宫火灾及其引发的思考和讨论，是有关故宫博物院价值认识的一个大事件。

故宫文物南迁，文物的保护之旅

当故宫文物的所有权问题解决之后，文物的重要性和价值的确定，就成了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后，就有国府委员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后来，此议案被否决。社会上对保护故宫及故宫文物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刻认识。

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东北三省。社会各界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及其文物甚为关注。故宫博物院亦开始文物装箱，着手南迁。南迁准备工作是从1932年秋天开始的。故宫博物院坚持古物南迁，一面呈文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一面精选文物，做好南迁的准备。

日寇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华北局势岌岌可危。1月7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文物南迁，并从处分物品所得款项中提拨6万元，充作经费；嗣呈奉行政院核准执行。政府方面对古物南迁持积极的态度，1月17日，决定将北平故宫重要文物珍品南运，暂存上海。

1934年春，以大维德爵士为首的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提议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希望中国政府能将故宫文物选送英伦展览。这是故宫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应该运什么样的文物送展，如何保护展出文物的安全，引发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和参与。1934年4月与9月，就文物的选择、展览及安全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故宫博物院专门召开会议，并做出决议。中国挑选参展品的原则，既注重必须是体现中国文化的珍品，又强调特别重要的古物不能出国展览。二者看似矛盾，实则含有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都是站“在为国家争体面的立场上”。从1935年11月至次年5月，故宫博物院所藏各类文物735件及其他机构与个人所藏的287件文物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参观者逾42万，蔚为英国国际艺术展览史上一大盛事，有力地宣传了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人们对故宫文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故宫文物的价值也增添了新的内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刚存放在南京库房的南迁文物又向西南后方迁移。从1937年8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故宫博物院这一时期的南迁文物疏散，史称“西迁”。西迁过程中，一方面不断转移，选定贮存地；另一方面是对文物的保管与文化的传播。

故宫文物不是一般的“古物”“古董”，而是国宝，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价值是不可用币值衡量的，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故宫文物南迁是基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过程所作出的决策。政府方面认为，敌人入侵，文物留在原地不动，只有受毁损的危险，于是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进行迁运。这批文物经历了战火洗礼，经过了艰难岁月，与中华民族共患难，已经有了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空前的觉醒和团结。故宫人在这一抗日洪流中，在保护国宝的实际工作中，在本院已有精神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故宫精神。故宫精神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部分，其核心是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这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逐渐树立、在文物南迁中不断强化的观念。这是源于对自己所保护的珍贵文物的重大意义以及自己所担当的神圣责任的深刻认识，是故宫人的价值取向。

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体现的价值观反映了人类的普遍价值，这种价值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上都有所体现，是世界人民都应该保护的。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确定为了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将世界范围内被认为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确保遗产的价值能永续保存下去。公约指出，世界遗产起着诠释全人类主体价值观的作用。文化和自然作为全人类的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还指出，“其宗旨是为了动员全世界的力量来保护人类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并将其看作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和责任。”

1987年，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组织对故宫的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故宫是中国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故宫成为世界遗产为故宫保护带来了新的视野、新的机遇。首先，可从世界文明发展历程看待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故宫遗产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文明的贡献与地位，并从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多元性、传承中华文脉的要求认识保护故宫的意义。其次，强化了遗产的共享意识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承担管理和保护的理念，促使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和故宫保护更加开放。中国紫禁城学会即应运而生。再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保护要坚持执行有关国际公约，坚持保护故宫的完整性与信息的真实性，处理好故宫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的关系。对故宫的保护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故宫保护也接受国际社会的指导和监督，故宫维修保护的实践也丰富着国际遗产保护的理论。

故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使人们对故宫古建筑价值的认识有了深化。建筑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纪念碑，伟大的建筑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象征物。故宫就是这样的象征物，故宫不只是宏伟的古建筑，还包括珍藏其间的文物精品，它们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与中华文明成就的一个标志。故宫所代表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化，而且有着宫廷文化的外壳，同时它却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文化，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筛选和积累，当然不能简单用“封建落后”来概括。故宫和博物院不是毫不相干或对立的，而是有机的统一，相得益彰。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看到，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并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精神是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人们努力挖掘和认识故宫具有的突出的和普遍的价值。

“文化遗产”观念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文物”观念的局限性，强化着遗产的环境意识、共享意识，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承担管理和保护的理念，促使人们从“大故宫”的观念来看待故宫保护，这在故宫保护中得到充分体现。不仅要保护故宫本身，还要保护它的环境。北京旧城是以故宫为中心规划发展起来的，人们更认识到，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必须重视作为中心区域的故宫的保护。这种不断提升的文物保护意识和理念有力地推动着故宫的整体保护。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对它的保护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2002年10月17日开始的故宫百年来的大规模修缮，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这次维修，通过保护故宫整体布局、彻底整治故宫内外环境、保护故宫文物建筑、系统改善和配置基础设施、合理安排文物建筑的使用功能、提高文物展陈艺术品位与改善文物展陈环境等“完整保护、整体维修”的五大任务，使故宫重现庄严、肃穆、辉煌的原貌。故宫维修坚持祛病延年、最少干预、最大限度地保存古建筑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从世界遗产的高度，故宫修缮工程既是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履行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事业所倡导的是由各国政府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故宫修缮所秉持的保护理念及修缮中所坚持的中国传统特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技术与做法，对国际世界遗产保护理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通过的《北京文件》，对中国遗产保护的政策和原则给予很高评价，对故宫等世界遗产地的修缮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遗产及其特色的保护方式的尊重。

可见，列入世界遗产对故宫以及中国文物保护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是保护理念、视野的交流与启发。中国在继续保留“文物”用法的同时引入文化遗产概念，是对文物概念的丰富、拓展与提升，或者说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认识文物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要仅仅看作是技艺，它是文化的传承。

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

故宫学是2003年10月首次提出的学术概念，它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是基于故宫文化的整体性为基础而提出来的。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故宫学是一门知识或学问，广义的故宫学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故宫学所秉持的“文化整体”观，其实质是故宫遗产价值的完整性，是“完整故宫”理念的发展；作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其所倡导的“大文物”“大故宫”思路，又对故宫保护与博物院建设起着指导作用。

故宫学的实质是，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所谓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也就是说故宫遗产价值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

从空间来看，紫禁城的千门万户，院藏的各种文物，以及宫殿与文物藏品后面曾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鲜活的统一体。很显然，离开了宫阙往事，没有了附着其中的历史内涵，那些宫廷旧藏的意义和价值势必受到影响。同样，要保护完整的故宫，不只是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还要保护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一些明清皇家建筑，以及它的保护区、缓冲区。

从时间来看，故宫藏品虽为清宫旧藏，但其中文物则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各主要门类，而且反映了五千年的文明史。以紫禁城为例，它虽然建成已有600多年，但却是中国几千年来宫殿建筑的集大成，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的结晶和典范。

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故宫学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评估故宫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故宫学也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故宫学的各个领域（如古建筑、文物藏品、宫廷历史文化和博物院史）的深刻内涵及各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基于此，对故宫的研究要有“大文物”“大故宫”的观念。

“大文物”，就是说要突破传统的文物观念，全面认识故宫文物藏品的价值，凡是能够反映宫廷历史文化的遗迹、遗物，都是故宫遗产的一个部分，都要重视，都要保护；或者说，清宫的所有遗存，没有不是文物的。这个“大文物”，包括故宫古建筑、故宫可移动文物以及故宫非物质文化遗产，即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管理的一切。这是就故宫学研究对象的内涵而言。

“大故宫”，是近年来故宫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即完整的故宫遗产，既要看72万平方米内的故宫，也应走出故宫，看到与北京以及北京以外的明清宫廷建筑的联系，看到与流散于海内外的清宫文物的联系。这是就故宫学研究对象的外延而言。

北京故宫宫廷文物品类众多，遗存丰富，为北京故宫的优势。如5000余件明清帝后玺印、1000余件卤簿仪仗、6.2万余件宫廷服饰、2600余件清代以前乐器及清宫典制乐器以及红绿头签、腰牌等反映清宫典制的文物。

不少宫廷历史文物长期未被视为文物，或仅列为“文物资料”，其原因主要是认为这些遗物存在缺乏艺术性、不完整性、大量重复性、时代晚近性、材质普通性或重复品太多等问题，甚至以此为由处理了一些物品，如乾隆以后的假次书画、宗教画、近代书画，同治、光绪时期的粗制硬木家具，嘉庆后的大量瓷器重复品、民国时期的小钟表、大批八旗盔甲等，今天从完整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视角看，这些无疑都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是反映宫廷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实物见证。

故宫开展过为期七年的文物大清理工作，那是在文物认识视野不断开拓并日益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凡是反映宫廷历史文化的物品都有保存的价值。

因此，我提出故宫学的意义：一是故宫学要求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作为一个大文物对待，同时要求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作为一个大文物来全面保护。二是故宫学要求把馆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研究，有利于打破故宫文物研究的学科界限，深化和拓展对故宫历史文化的研究。三是故宫学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可使故宫丰富的文化内涵得以探讨和挖掘。流散世界各地的清宫旧藏有着内在的联系，故宫学是其学术上的归宿，只有在故宫学的视野中看待这些“孤立”的珍品，它们才有了生命、有了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