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彦 闫树军

在对“红地五星旗”进行表决时，很多人不知道，竺可桢是投了弃权票的。曾联松是国旗的“创作者”还是“设计者”，多数人也说不清。到底是谁缝制了第一面国旗？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升起的是第三面国旗？

本文还原了上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竺可桢投了弃权票

在很多图书和相关的报道中，对于国旗方案的选择，通常都是这样记述的：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实，在这次关于对国旗图案的表决中，竺可桢投了弃权票。

竺可桢是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从1936年始，担任了13年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所有职务，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竺可桢，这位为气象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有一个特别习惯，坚持写日记。他持之以恒地写了38年零37天的日记。这些日记，既是难得的科研资料，又是切实可用的知识，也是一些重大史实的记录。

《竺可桢日记》第2卷1289页，记录了他在1949年9月27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对五颗星图案进行表决时的情况：

九月廿七日，星期二，北平，晨晴。

……十点出，赴……北平图书馆，……余在天文书中见有Surya Siddhanta《印度天文学教本》英译本，系1860年布吉尔斯译、Gangooty重加注释，有P.Sgngupta序，1935年加尔各答大学出版。……以邢云林名下借出。……三点至中南海怀仁堂开第六次大会。今日发言……者又有二十五人，……讲毕已将七点，开始讨论国都、国旗、纪元。……国都……纪元……国歌……国旗……均无讨论通过，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国旗用五星红旗系审查委员会意见，……今日骤然提出，实无余暇再行讨论，故余在投票时弃权。

竺可桢的日记，直接明了地记述了他是投了弃权票的。这也从史实上表明，当时的国旗表决并不是一致通过。

第一面五星红旗

事实上，关于“复字第32号”图案选定并制作样旗一事，也是进行了精心准备的。一直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在他88岁寿辰时，由郑奕钧撰写的《归侨彭光涵的〈往事·今事〉》一书中，翔实地记述了他监制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经过：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彭光涵关于各组对国旗图案的讨论意见。彭光涵汇报完之后，周恩来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涂上颜色，用了近两个小时。他对着这面自画的红地五星旗，左看右看，远看近看，还挺满意。此时，窗外微微发白，雀鸟开始吱喳欢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地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副主任要的，千万别忘了交给他。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却毫无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两个窝窝头，抹了抹嘴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他要抢时间，一定要在当天下午把红地五星旗缝制出来。

在前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强调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老板表示能为新中国做第一面国旗是制旗社的光荣，一定要用最好的绸料，最好的工艺，最快的速度按要求把旗做好。

霎时间，整个制旗社忙碌起来，把各种红色、黄色绸料摆开让彭光涵挑选。彭光涵根据小组内专家平时对颜色搭配的讨论，选了淡黄色和鲜红色绸料。他同工人一起确定五颗星的大小和摆设位置，而后又一直站在缝纫机旁看工人缝制。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

工人们把旗挂在墙上，请彭光涵检查。彭光涵仔细地审视五颗星的形状和位置，看着红黄颜色的搭配，最后说：“这面旗你们做得真好，很好看，很好，谢谢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听到赞扬，工人们热烈鼓掌，兴奋异常。

彭光涵问老板要付多少钱。老板笑着回答：“不要钱，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彭光涵执着地说：“你不收钱，我无法向公家交待啊，你知道解放军有条纪律：买卖要公平。我不付钱就犯纪律了。”老板在彭光涵的坚持下收了钱，还开了发票。后来了解到，所收的钱还不到正常价钱的一半。

下午4时，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五星红旗亲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们把大旗展开，看了又看，表示满意。

1949年9月27日，大会表决通过国旗图案时，展现在代表们面前的，就是彭光涵监制的那面旗。这面旗也是9月30日，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齐亮相大会主席台时，展现在主席台上的那面旗（国旗右上角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这面旗当属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二面五星红旗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展现的五星红旗是谁缝制的呢？

这次展现的五星红旗，是第二面五星红旗，这面旗诞生于开国大典前一日，是由普通女工赵文瑞缝制的。赵文瑞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到一家美术供应社当上了工人。机缘巧合，在1949年8月底，一辆吉普车把她和几位工友姐妹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与会场的布置工作。赵文瑞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当时只有一台借来的缝纫机，她吃住在机器旁，没日没夜地干，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国旗式样通过后，大会筹备处交代她们，按国旗图样，赶制一面国旗。

赵文瑞从前门外瑞蚨祥绸布店买来大幅的红绸料和黄缎料，反复琢磨如何裁剪、如何缝制。按照政协主席团公布的国旗制法说明，她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旗面的正反两面，把五角星比齐对正，因室内没有大桌面，她就把地板擦干净，把旗平铺在地板上，趴下来，一针一线密密实实地缝制起来。

几乎是一个通宵，赵文瑞以绝好的缝纫手艺，制作完成了这面红旗。很快，大会工作人员将这第二面国旗悬挂在中南海勤政殿会场。

在中南海勤政殿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会场上，毛泽东宣布主席、副主席、委员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光影见证，历史留真。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职典礼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一史实，也纠正了多年来关于赵文瑞缝制的五星红旗，是用于开国大典当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那面的误传。

第三面五星红旗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按下电钮升起的国旗是第三面五星红旗。

这第三面国旗是由宋树信和孟朱海监制的。

宋树信，中共党员。北平和平解放前，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的生意人，真实身份是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宣传员。北平解放后，宋树信被安排进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业务科工作。这家公司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所属的领导全市生产的一个部门，负责接管敌伪工商产业。1955年，永茂公司改为北京市纺织局。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都。28日，永茂公司便接到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作1万面大中小三种款式的国旗。29日，永茂公司经理甄树德对一早来上班的宋树信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长500厘米，高333厘米。制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司，公司领导研究决定，由你来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甄树德经理向宋树信布置完任务后，又非常庄重地说了一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规格的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

宋树信受领任务后，来到瑞蚨祥，找到唯一一卷3米多长、不到2尺宽的黄缎子，又来到一家叫新华缝纫社的店铺。特大规格国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大家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树信不敢下决心，马上向公司汇报，经过一层层请示，最后同意拼接方案：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尖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哪个尖是拼接缝的。缝制好两面特大规格国旗时，已是10月1日凌晨。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了升旗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宋树信说，升上去的国旗就是他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国旗。而另一面国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隐蔽在旗杆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万无一失。

73年过去了，开国大典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现已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尽管对于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有不同的说法，那是因为当时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国旗不止一面，缝制者显然也不止一个人，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许多人默默无闻地为此作出了贡献。今天，我们把彭光涵、赵文瑞、宋树信都看作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或第一批国旗制作者中的一员。

曾联松是国旗设计者

行文至此，关于国旗的诞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谜团未解开：国旗的设计者是曾联松，但在官方的表述中，为什么曾联松的“个人创作”最后成为“个人设计”？“创作”与“设计”之别，在国旗设计者心中留下了怎样的憾事？这段历史又是谁披露出来的？而国旗设计的诞生地又在哪里？

国旗的设计者是在上海“现经社”（党的秘密办事机构）工作的曾楫。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他改名曾联松。7月底，曾联松在报刊上看到征集国旗图案的启示后，经几个不眠之夜，在自己的宿舍构思出轮廓后，剪出一个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并以大星导引于前，4颗小星环绕一侧，如星拱北斗。并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表达了中华儿女作为黄种人的自豪。

这组金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经过反复推敲、比画，曾联松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如此一来，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明朗而不萧疏。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

曾联松据此制成两幅五星红旗图案：第一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即“红地五星旗”。第二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里则没有“镰刀斧头”标志。

在投稿应征之前，曾联松把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校友陈树三请到家中，征求老同学的意见。

陈树三仔细看了两幅图案后，建议曾联松寄送第二幅没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作为老同学，陈树三把看法说得特别直率：“第二幅红旗好，第一幅不好。第一幅从内容上说，政治意义重大，符合国情；从形式上看，简洁明了，鲜艳亮丽，看了令人喜爱。但第一幅大星上嵌镰刀斧头，不但影响了大星形象，而且看后有压抑感。有些挤，不自然、不自在！”

陈树三的这个意见，着实让曾联松感到意外。但曾联松还是在不动声色地听着。同时也在思考着旗面是否要改进。

但谁也不知道曾联松到底是怎样思考的，最终他没有听取陈树三的意见，还是把那幅有镰刀斧头的国旗图案稿寄往北京。

当时，全国共收到应征的国旗图案3012幅，从中筛选出38幅，在北京饭店举办了国旗图案选阅室，供大家评选。曾联松设计的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也陈列其中，十分醒目，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看中了，他们建议送毛主席审阅。为了选出最好的国旗样稿，这38幅国旗样稿全部隐去姓名，编号成册。曾联松的设计稿编为“复字第32号”。这幅国旗设计稿样，以其独特的构思、深刻的蕴意，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毛泽东同时建议：把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删去。因为五星红旗要表现我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

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这幅经修改过的“复字第32号”国旗样稿，在9月27日的大会上获得高票通过。

由于大星上的镰刀斧头被删去，作为国旗的五星红旗的创作属性，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个人创作”变成了“集体创作”。曾联松也就成为集体创作的一员，由此他也只能是五星红旗“设计者”，而不是“创作者”。假如曾联松当时就把第二幅五星红旗作为应征图案，就不会有删改的问题，那曾联松肯定就是独占鳌头的五星红旗——国旗的创作者。这是留在曾联松心中一生的遗憾。

当曾联松设计的图案被选中，并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时，曾联松已在愚园路1136号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任科长了。尽管他看到了《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套红的国旗图案，但因没有写他的名字，曾联松也就无法确定，这国旗图案是否是他设计的那幅。

1950年9月13日，已担任全国合作社总社华东办事处供销处副处长的曾联松来北京出差。刚在饭店住下，就有来自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来人问了曾联松关于国旗设计的情况和投稿的经过，他们问得很详细，还做了认真的记录。

1950年9月27日，回到上海的曾联松收到一封北京寄来的公函，邀请曾联松参加国庆一周年活动，一份红色的观礼请柬，一份绸质的观礼券。这一天，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13个半月。迟到的喜悦，依然令曾联松心速加快。

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能够为伟大的共和国设计国旗。这是个人的无上光荣，更是共和国的无比荣耀！

曾联松如期来到北京，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侧的97号座位上，喜庆共和国的生日。这特殊的待遇，让他兴奋难眠，在宾馆写下天安门观礼诗《赴京观礼》：

乘风秋日走燕台，香拥红旗桂蕊开。

巧夺天工遗玉宇，叨陪盛典萃英才。

霞帔牛斗留诗去，铠甲山河入画来。

更喜月明燕赵夜，高歌万户一新醅。

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曾联松受邀参加国庆典礼，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

1982年3月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给曾联松寄来了一封征询函（革保第11号），称：“我们拟将您的国旗设计原稿作为革命文物收藏，今去函与你协商，不知意见如何，你有什么要求也可详细说明。”曾联松当即复信，表示同意，并寄去“国旗设计原稿”，并特别明确：个人没有任何要求。

革命文物，弥足珍贵，若开价拍卖，定锤当以万计。而曾联松无私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他认为这一举措，增添了国家的荣誉，有利于教育后人。

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本文作者朱彦是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树军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