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硕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这样强调。2022年，这个“沙”字与“山水林田湖草”一起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字之增，体现出我国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彰显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它威胁着全球2/3国家和地区、1/5人口的生存和发展。而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7.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荒漠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荒漠化防治是人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1994年12月，第49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从1995年起将每年的6月17日定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值此第28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防治荒漠化 共建命运共同体”，全国各地推出一系列宣传活动，号召大家关注和重视防治荒漠化行动。

荒漠化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很多人对于荒漠化的理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普遍经历的沙尘暴——昏黄底色的空气中，黄沙随风拍打在脸上，浓重的土腥味扑面而来……

尤为记忆犹新的，估计是2000年以来的两三年间，京津地区每年都连续发生10余次扬沙、浮尘和沙尘暴天气，严重时造成部分地区机场关闭、交通中断。

荒漠化造成的影响远不止这些——

历史上我国的榆林城曾因沙进人退而被迫三次搬迁，西域明珠楼兰古城的消失，成千上万农牧民群众的流离失所都是由于沙化不断扩展所致。

仅1994年至1999年5年间，全国沙化土地净增长面积达1.7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北京市的面积。沙化土地不仅压缩了人类可生存的土地范围，且导致土地生产力严重衰退，危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同时，荒漠化还影响着工矿企业、交通设施等正常生产和安全运营。我国每年因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度高达54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对于位于抗击荒漠化扩展前沿的人们而言，荒漠化更是他们的死敌。

以辽宁彰武县为例，这里是辽宁省抗击科尔沁沙地的最前沿。新中国成立前，全县沙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6％，“有风沙遮日，无风一片白，一碗米，半碗沙，五步不认爹和妈”成为当时当地的真实写照。

恶劣的生态环境成为沙区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的主要根源。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我国重点沙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与发达地区差距更大。

3个监测期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坚守，通过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不断推进，我国的荒漠化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自2004年以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3个监测期（每5年一个监测期）均保持“双缩减”：荒漠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沙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中国已初步遏制住了荒漠化、沙化土地的扩展，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可以看到，在陕西榆林，这座三次因沙迁城的地方以一己之力将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多公里。如今，榆林植被覆盖面积位居全省第一，湿地面积居全省第二，成为陕西第二大“粮仓”。

在彰武，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当地森林覆盖率从2.9%增加到31.47%，扬沙天气由1953年的43天下降到近十年的平均5天，6座万亩流动沙丘得到固定，粮食产量也由新中国伊始的不足1亿公斤增长到现在的11亿公斤，成为辽宁省商品粮基地县。

沙退绿进、生态改善，“金山银山”随之而来。

在新疆阿克苏，通过实施荒漠绿化工程，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经营、谁尽责”理念，鼓励社会力量开发经营，发展特色林果业。经过30多年薪火相传，阿克苏不仅走出了一条以林养林的模式，更是催生出了一个年产值160亿元、产量占全疆1/4的林果产业。农民人均林果收入超过500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林果业成了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各地也在治沙过程中因地制宜，发展沙漠旅游、生物质能源产业、特色种植养殖、光伏农业等，形成了“绿富同兴”的发展局面。

彰显大国担当

2019年，一份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引起热议：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源于沙区国土绿化。

这其实也是中国在防治荒漠化领域践行大国责任的体现。2022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5周年。一直以来，我国深度参与荒漠化公约履约和国际合作。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承办了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推动公约制定《2018-2030年战略框架》；与重点发展中国家深入系统地交流治理模式和技术，定期为非洲、阿拉伯、中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组织在华荒漠化防治援外培训；与公约秘书处合作建立了国际荒漠化防治知识管理中心，不仅传播经验和技术，也将生态理念、防治信心等传递给其他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

202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履约办公室”正式在北京挂牌，展现出我国积极履约、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的坚定决心。

2021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获得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奖项“土地生命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两次授予我国履约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球荒漠化防治突出贡献奖。公约多任执行秘书评价说：“世界履约看中国”。

“啃硬骨头”阶段更要强调科学治理

尽管成绩显著，但对我国而言，防治荒漠化仍需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基数大、影响广，如今，荒漠化防治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治理难度更大，治理成本更高，任务更加繁重。

对此，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未来要更多地发挥科技的作用，更加重视科学绿化、精准治理。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内蒙古区委会主委董恒宇指出，人类对于沙漠沙地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沙”也是自然生态系统必不可少的要素，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人类未来重要生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他建议对待沙漠沙地应有新思路，遵循生态系统内在机理与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城镇、村落、工矿区、道路两侧以及沙地边缘等重点区域，自然恢复速度较慢，应该进行人工建设；而整个沙地的核心部分，特别是大面积的原生沙区，不宜人工干扰，而应以自然演替、自然恢复为主。同时要以水定绿、量水而行，优先选择当地乡土和耐旱物种，适度控制种植业开发规模。可从全国水资源战略储备的角度考虑，选取具有开发潜力、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沙漠沙地作为水资源战略储备区。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研究员蒋齐认为，今后的治沙工作要采用系统思维的方法，“治沙不再只是单一的技术，而需要多种技术相配合；不仅考虑把沙防住，更多要考虑沙的利用，防治‘沙之害’，用好‘沙之利’。”

他也建议，要科学划分造林立地条件，选择适宜的抗旱多用途树种，按照以水定绿进行植被恢复，配套相关物理、化学治沙工程，并开展长期治理效果监测评价。

据了解，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已全面完成并将于近日公布调查监测结果。国家林草局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全面保护、重点修复与治理”的原则，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将科学绿化要求贯穿防治、监管全过程；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途径和机制，完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对科学防治重难点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