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鹤同

1949年12月，傅雷从北京回到了故乡上海。那时，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农民之外，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一个“单位”，有工资，有住房，有公费医疗，退休了有薪金。

但傅雷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他在户籍上填写的职业是“在家译述世界名著”，而“单位”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出版他翻译的世界名著而已。

1950年至1951年，傅雷的肺病复发，使他不能长时间工作。1955年1月，他在上海锦江饭店不慎坠楼摔伤了腿，不得不卧床数月。1960年起，腰椎骨质增生、三叉神经痛、关节炎、眼睛白内障接踵而来。他没有“单位”，无处报销医药费。

其实，凭傅雷的资历和声望，找个单位，找个公职，或者搞个兼职，易如反掌。但傅雷没有这样做，他只想“凭力气”吃饭，靠闭门译述的稿费维持生计。他的稿酬除了吃穿用度外，每月还要支付房屋租金55.29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工资。另外，他还一直雇有保姆。所以，他只有努力译述。

傅雷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一直工作到7点。晚上看书或写信。每周译书6天，周日名义上休息，其实是用来写信。

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他动手翻译前，总是把原著看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了，这才开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他往往写信向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到1939年，花了3年工夫译毕。20世纪50年代初，他竟又用了近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傅雷1929年起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余部。而且，他不但能译文学名著，又能译《艺术哲学》《贝多芬传》这样美术、音乐方面的著作。

没有“单位”的傅雷，在译述的世界里，不畏艰难，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矗立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读者喜欢他的译著，亲切地称为“傅译”。“傅译”，是中国译界的一个品牌，也是对他最大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