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伟涛
文徴明的《真赏斋图卷》有两幅，都是明嘉靖年间为无锡收藏家华夏（即真赏斋的主人）所作。两幅作品笔法近似，但对于真赏斋室内外景物的呈现、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画家的创作意图，却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其中深意，值得深探。
两幅图卷
文徴明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所作的《真赏斋图卷》，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本），纸本，设色，纵36厘米，横107.8厘米。
这幅《真赏斋图卷》引首有明李东阳隶书“真赏斋”三字，署款“西涯”。卷前下方，有“徵仲父印”“停云馆”两印。图末上方文徴明题“嘉靖己酉秋，徴明为华君中甫写《真赏斋图》，时年八十”，钤“文徴明印”。图后别幅有文徴明隶书《真赏斋铭·有序》，署款“嘉靖三十六年，岁在丁巳四月既望，长洲文徴明著并书，时年八十有八”，钤“文徴明”白文印，“衡山”朱文印。又别幅为文徴明小楷书《真赏斋铭·有叙》，署款“长洲文徴明著并书，嘉靖丁巳三月既望，时年八十有八”，钤“文徴明印”“悟言室印”两印。拖尾有明人丰坊楷书《真赏斋赋·并序》，并署款“嘉靖二十八年屠维作噩月在鹑火之次日，在参前进士天官尚书郎南隅外史丰道生人叔著”。
此卷历经明代华夏、项德枌、清宋荤收藏，清乾隆时收入内府，民国时因溥仪赏赐溥杰而流出宫外，后经郑洞国夫人之手出售。《大观录》《平生壮观》《郁氏书画题跋记》《石渠宝笈·初编》等书有录。
文徴明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所作的《真赏斋图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本），纸本，设色，纵28.6厘米，横79厘米。
这幅《真赏斋图卷》图中有楷书自题“嘉靖丁巳，徴明为中甫华君写《真赏斋图》，时年八十有八”，钤“徵仲父印”与“悟言室印”两方白文印。画幅右下角有墨笔“广字号”三字，系项元汴藏画编号。别幅有文徴明小楷《真赏斋铭·有叙》，署款“嘉靖三十六年岁在丁巳四月既望，长洲文徴明著并书，时年八十有八”，下钤“徵明”连珠朱文印、“徵仲父印”白文印。拖尾有高士奇跋，及其朗润堂购藏题记。最后为王懿荣跋，提到此卷“曾见明项氏《红桃山馆》、国朝《墨缘汇观》两书著录”。
此图流传有序，华夏后归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所有，图卷上有“项元汴印”“墨林居士”“项子京家珍藏”等收藏印。清康熙年间，此图归大名鼎鼎的高士奇收存。乾隆时，为另一著名收藏家安岐所有，钤“古香书屋”“朝鲜人”“安岐之印”等印4方。大约在乾隆后期进入“内府”，图上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二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赐给了当时的军机大巨孙毓汶，孙氏五代珍藏，秘不示人。1982年经孙念台、孙念增、孙念坤兄妹三人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保存至今。著录有《大观录》《江村书画目》《墨缘汇观》等。
上博本《真赏斋图卷》展现的是被太湖石与松树环绕的真赏斋。真赏斋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共有三间屋子。左边一间屋子放置着摆满书籍轴册的书架以及几案，几案上摆放着古琴以及书籍；中间一间屋子主客两人相对而坐，共同赏鉴作品，旁有一童子侍立；右边一间屋子两童子正围炉煮茶。屋后竹林蓊郁，一片山水风光。而在画面的左下角一人携童子，正向真赏斋走去。
国博本《真赏斋图卷》与上博本《真赏斋图卷》在构图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题更为突出。原本分散于画面四周的太湖石，现集中在画面的右边。处于斋后左角的竹林以及山水消失不见了，而整个画面中心真赏斋的房间格局从三间屋子变成两间。右边一间屋子置榻，榻后白纸屏风。榻的旁边为书架，架上放满了书籍轴册。左边一间屋子主客二人坐于一桌旁。此桌旁边与后面，又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出现了青铜彝器，这不见于上博本《真赏斋图卷》。另外，环绕真赏斋的松树被梧桐树等更多的树种所取代。
上博本《真赏斋图卷》为文徴明80岁时所画，已经够得上经心之作了。构图严谨缜密，山石树木和点景人物的描绘都颇见匠心。八年后又作的国博本《真赏斋图卷》，更加精益求精。在构图上较之上博本作了大胆的剪裁，使主题——草堂和室主人的活动更显突出。
华夏与真赏斋
在两幅《真赏斋图卷》中，文徴明都有署款，从中可以得知都是为“华君中甫”所作。
华夏，字中甫，号东沙，无锡鹅湖荡口人。生于弘治七年（1494年），卒于隆庆元年（1567年）。而此前蔡淑芳《华夏真赏斋收藏与〈真赏斋帖〉研究》一文曾认为，华夏“生于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卒于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年七十四岁”，应为有误。
有关华夏的传记很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记录华夏著有《东沙集》，却不见流传。《鹅湖华氏通四兴二支宗谱》中的记载也不多，其为“国学生，师事阳明先生，有声南雍，遘疾辍业，建真赏斋以藏三代鼎彝、魏晋法书……”《华氏传芳集》卷六中有“东沙府君宗谱传”，其“既遘衄疾，弃举子业，乃寄情于古图史金石之文。构真赏斋以蓄三代鼎彝、魏晋法书，摩掌终日弗倦。”此外，《无锡金匮县志》和《藏书纪事诗》中亦有相似的记载。
明代设在北京的国子监称“北雍”，南京的国子监称“南雍”，华夏曾为南京国子监的“国学生”。但因身体有恙，转而寄情收藏。
华家为无锡望族，《华氏传芳集·华氏役田记》记载“当地十余万亩无他姓，皆华氏田”，华家当时除了华夏，还有华云、华珵也是大收藏家。华夏和华云经常被混淆成一个人，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和江西美术出版社的《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就将华补庵（华云）的印章当作华夏的。
真赏斋在无锡荡口，为收藏家华夏所建。
此斋建于何年，未见记载。最早的关于真赏斋的记载是在周道振、张月尊所辑的《文徴明年谱》中的“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条：“正月，华夏刻《真赏斋帖》，徴明为钩摹，章文刻石。”不过，施安昌在《华夏与〈真赏斋帖〉》中对文氏父子是否“钩摹”一事提出了质疑。
文徵明之子文彭在《华氏阁帖合璧诸跋》上重题自己癸未岁（1523年）的题跋有“余每造其真赏斋，必焚香盥手”之语。可以肯定，真赏斋建于1523年之前。
至于二人从何时开始交往，现未见具体的记载。但是《文徵明年谱》一书中，不时出现文徵明与华夏来往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他们交往的大概情形，在此不作赘述。
对于二人之间的交往，有的认为是文人君子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有的认为是收藏家与书画家之间的相互利用，例如英国的柯律格在其《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一书便言：“文徵明与华夏的往来对对方都是有利的，除了物质上的好处，文徵明作为鉴赏家的声名也建立在有机会接触华云、华夏二人之著名藏品的基础之上。”
二人到底是淡如白水的文人之交，还是所谓的相互利用，这都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此处不深究。
文徴明与华家交往的不止华夏一人，在《文徴明集》和《文徴明年谱》里记载的还有华云、华复、华世祯、华察、华珵等。华夏交往的苏州文人也不止文徴明，还有陈宽、沈周、祝允明、陈淳、李东阳、蔡羽、都穆等。此外，华夏和文徴明子辈文彭、文嘉等亦交情深厚。
大约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三十二年（1553年）期间，真赏斋曾遭火劫。对于这次大火，一些史书记载为倭寇所为，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当年倭寇并没有抢劫烧杀荡口。当时无锡部分渔民组成一个土匪团体——水浒帮，华氏真赏斋之劫应是水浒帮所为。真相到底为何，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真赏斋被毁后再未重建。
“真赏”态度
《真赏斋图卷》是文徴明为友人所绘的作品，房舍均被认为曾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然而作为无锡当地名门望族的华氏家族，华夏的私人别墅大抵不会如文氏图卷上所示的那样简单、朴素。
图卷与现实之间的不同，似乎揭示了文徵明在此类图卷中一个被掩藏的意图：借现实中的斋舍之名，营造文徴明心中江南山水间文人斋舍的理想形式，强调斋舍主人清高、淡泊的文人品性，传达画家本人对山水间悠游生活的怀想、对士人隐逸生活解读以及对文人身份的界定和理解。因而，文徵明所绘的真赏斋更近似明代士人的市隐生活所期待的意境。
在文徴明看来，市井生活中寻得文人雅士的清幽之所和隐逸之境是能够同时兼得的。这一观点在明中晚期的文人群体中也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真赏斋图卷》中以理想化的房舍借喻文人隐逸市井的做法则不难理解。
然而，文徴明对理想文人的释义在国博本《真赏斋图卷》中却出现些微的变动。首先，上博本《真赏斋图卷》右侧的茶寮被略去。茶寮是明代文人山间幽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茶也成为标榜君子之境和士人身份的重要象征，文徴明本人便是“嗜茶”的名士之一。文氏笔下的茶寮形象并不少见，《品茶图》《茶事图》《惠山茶会图》《茶具十咏图》等皆是其代表性的茶画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氏立轴《茶事图》，不论是门前的苍松、跨立于河岸的石桥、远到的友人以及茶寮中烹茶的场景，均与上博本《真赏斋图卷》有极大的近似。
与茶寮同时被略去的，还有上博本《真赏斋图卷》中原本放置于左侧房舍中的古琴。古琴的实际功能并不重要，同样只是身份的一种象征。明代中期王佐在增订明初关于器物鉴藏的书籍《格古要论》时，调整了该书目录的顺序，把“古琴论”放置于首位，“物莫古于琴书，在学者所当先务，今是正之，以琴书列于卷首”。“先务”一语，充分定义了古琴对于学者的重要性。《长物志》卷七“琴”，则以“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壁悬一床”的表述，说明琴对于文人隐逸情境营造的必要性。
不难看出，明代文人对待琴事态度并不停留于操琴，而是与品茗一样，借古琴喻文人情操，营造符合文人身份的专属情境，将文人的雅致、精致的生活标准与世俗生活加以区分，进一步强化文人身份的独特性。
如上所述，这些与文人身份建构息息相关的茶寮和古琴却在国博本《真赏斋图卷》中被略去。在这幅图卷中画家有意变动文人雅集的传统表现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文人形象，转向关注斋主人——华夏作为收藏家的个性化的文人身份建构。
华夏是明代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收藏大家，其对于碑帖、彝器、书画均颇有研究，经其鉴定收藏的古玩器物均为精品真迹，因而也得到“江东巨眼”的美称。真赏斋是其鉴别、收藏古玩的私人场所，同时也是华夏与其好友鉴赏、交流古玩收藏的雅集场所。
文徴明在《真赏斋铭·有叙》中记载了真赏斋在华夏收藏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华夏对于收藏古玩的“真赏”态度。华夏对于古籍书卷、古金石刻、鼎彝器物的收藏决非一般好事者的业余态度，也不是用钱购置古物装点文雅的俗人之举。
比较而言，国博本《真赏斋图卷》似乎要塑造一种不同于传统古物赏鉴的场景和人物态度。画面中的主客仆三人似乎沉浸于画卷的欣赏中，书斋之中的主客二人在欣赏书画的无言情境之中获得心神交汇，一种清净淡泊的气氛跃然纸上。或许正是这一原因，文徴明在此本中特意省去了茶寮和古琴。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