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耘

开栏的话：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始终坚持“亲历、亲见、亲闻”的特征，记录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团结合作、携手奋斗的壮阔历史，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和历史沧桑。

为记录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壮举，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与各地政协文史委和各研究机构联合推出“政协记忆”栏目，通过对文化史料的寻根、探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做好文史工作，展现更多值得记录的宝贵文史资料，传播政协声音，记录政协故事。

韩子佩据险顽抗 解放军劝降无果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改称第一野战军）发动强大攻势，连克咸榆公路以东各县。其间，驻大荔的国民党陕西省第八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韩子佩，密派亲信在华阴县（1991年改为华阴市）义合村设立仓库，储存粮食和武器弹药等战略物资，准备长期顽抗。大荔县解放后，韩子佩率残部南逃渡过渭河，盘踞在华阴西岳庙，收容散兵游勇，编为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旅，韩自任旅长。

1949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以下简称“路东总队”）在渭河北岸集结，待命南进，伺机消灭韩子佩所部。韩子佩闻风后率其特务营和旅部人员400余人，逃上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负隅顽抗，同时做着“继续同胡宗南保持联系，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美梦。

华山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只有华山的北面可以上山，即常言所说的“自古华山一条道”。这条路也是崎岖难攀的小道,特别是千尺幢窄陡的石梯只能容纳一人上下，且有铁盖子随时封堵石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横把刀在那儿，就没人过得去。以往西安只要一闹乱，大财主们就携着金银财宝上华山，把千尺幢的铁盖子一放便万事无忧了。

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开进华阴。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保六旅副旅长姜秉公带领警卫排逃往洛南山区，驻华阴县孟塬镇的国民党保六旅第三支队第一大队队长孟俊甫、二大队副大队长冯维岳、二中队队长徐志林先后率部起义，切断了韩子佩与山下的联系。

此时，西安已经解放，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便派出曾在韩子佩部任过旅部参议的张道远携带中共大荔地委（1950年大荔地区撤销并入渭南地区）书记刘文蔚（系与韩子佩曾是同学）劝韩投降的信件来到华阴，路东总队遂派孟俊甫陪张道远一起上山送信。

当他们走到青柯坪，向韩部营长关仕珍说明来意后，关仕珍当即通过电话向韩子佩报告，缩居山上的韩子佩接电话后，不由分说就下令把张、孟二人就地处决。结果张道远被就地活埋，孟俊甫得信儿后翻窗逃跑，从仙峪返回华阴县城。

5月23日，路东总队解放了华阴县城，开始围困华山。

敌人为了节省粮食，延长时间，把山上的年轻道士驱逐下山，这正好为我军了解敌情创造了有利条件。凡是从山上下来的人，路东总队首长都要找他们谈话，了解山上的情况。经过调查得知：韩子佩及旅部盘踞在西峰，特务营营长关仕珍带一个排约30人驻扎在北峰，副营长指挥两个连沿北峰以下道路设防，直至山上的路口。特务营勤务连连部驻青柯坪，把守五里关和青柯坪。在青柯坪修有工事，配备有机枪，戒备森严。另有60余人分布于千尺幢、群仙观、北峰、苍龙岭。且韩部亦知黄甫峪至北峰之险道亦有爬上之可能，故在东坡口也筑构工事，堆放大量石块、滚木，以备顽抗。

5月28日，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杨拯民从华阴前线回来，跟大荔地委书记刘文蔚、行署专员王恩惠以及行署公安处处长于桑通报，说韩子佩的旧部李良智愿意配合解放军，上华山再次劝降韩子佩。几个人一商量，决定由刘文蔚仍以老同学的名义，再次给韩子佩写信劝降。信中提出三个条件：一、一切归来人员接受整训；二、缴出全部武器不得破坏；三、缴出现有公开物资不得埋藏。于桑便派公安处警卫股股长王夕文和地委干部陈建民一起，护送李良智前往华阴后，李良智只身上山，前去面见韩子佩。

4天后，李良智拿回了韩子佩拒绝投降的信。韩子佩称，要“与华岳偕去”，宁死不降。并且扬言：解放军不是神兵天将，没长翅膀，飞不上山来！妄图凭借华山天险苟延残喘。韩子佩非常嚣张，他把国民党党旗挂在了华山北峰上，人们在县城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并居高临下任意开炮轰击山下百姓，搞得老百姓人心惶惶，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东西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的正常运行。

王银生进山带路 八勇士飞越天险

为了尽快找到一条进山的道路，及早消灭这股顽匪，路东总队政委王生荣多次找保六旅起义官兵谈话了解情况，并询问华阴县本地人孟俊甫有无别的路可以登山，他说:“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华山上的道士曾丢失过金银财宝，盗贼走的就不是华山的正道。还听说，采药人也悄悄摸上过山采华山参之类的名贵药材，因为自古华山是道家山，道士们不让人采。不走华山峪路也能上北峰，但不清楚具体走哪条路。”于是，路东总队决定乘着麦收季节，把部队撒开到群众中开展广泛的调查工作，查找线索，探寻上华山的新道路。

部队官兵们一边帮助老乡收麦，一边了解上华山的旁道新路。经过调查得知，过去上山采药的人走的是另一条道，也就是说华山并非“自古一条路”，还有路可上华山。最后，线索集中到了华山东侧的黄甫峪沟垴两岔口王银生的身上。

6月1日，侦察参谋刘吉尧带领的侦察小分队进入黄甫峪，当晚，在两岔口宿营。经过对王银生开导，详细了解从黄甫峪攀登华山北峰的路线。6月8日，刘吉尧派人下山向部队报告并同王银生之母谈心，动员王给小分队带路。6月9日，路东总队政委王生荣和二营营长何德信也来到两岔口，把带来的蔬菜、大米、猪肉分给群众，并帮助群众打柴、种玉米，王银生母亲夸赞说“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兵”。6月11日晚，大雨，王家屋破漏雨，战士们冒雨抢修，王母深受感动。

王生荣提出让王银生给侦察小分队带路，原本王母不想让银生给侦察小分队带路，因为银生的父亲就是在上山采药时掉下悬崖摔死的，银生是家里的独苗，生怕再有个闪失。经过部队这一系列的实际行动，王母遂欣然同意王银生给侦察小分队带路。王生荣政委当即决定上山侦查，令战士准备绳索、铁钩等工具，王母、王妻帮部队准备干粮，小分队张世芳、张志明和刘玉芳留守山下，负责侦察小分队与路东总队的联络。

6月13日清晨，侦察参谋刘吉尧率领杨建东、孟俊甫、路德才、张志发、崔朝山、杨党成6名侦察员，以王银生为向导，出发寻找上山路径。他们加起来总共8人，此即后来所称的著名的“智取华山八勇士”。

侦察小分队从猩猩沟出发后，走了约3里路，一面20多丈高的绝壁拦住了去路，这是登上北峰的第一道难关——天井。天井是光溜溜的陡壁，没有一棵树木，间或有一块块石尖凸出来。王银生凭着多年登山的经验和技巧，背好大绳，用竹竿头上的铁钩钩住石头尖，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待他到了壁顶，就把大绳的一头拴牢，另一头甩下，随后大家一个一个地抓住大绳爬了上去。

天井过后，小分队仍步履艰难地向上爬着。约走五六里路，又来到了第二道关口——独木桥。这里曾是王银生之父当年采药的必经之路，当年的那根木头早已腐朽断掉了。沟宽约3丈，深60余丈，怎么办？王银生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对面石缝中挺立着一棵小松树，顿时喜上眉梢，他和刘吉尧商量了一下，就脱掉鞋袜，上到与对面小松树相等的高处，用竹竿挑着大绳，凭着娴熟的技巧，对准小松树使劲一套，大绳一下子就套在了小松树上。王银生拽紧大绳，估计一下小树的拉力大小，然后把大绳的一端捆在腰间悠了过去。他站稳脚跟，甩回大绳，大家也照着他的样子依次一个跟着一个悠过了独木桥。

当最后一个人刚过去，小松树由于身小根浅，加之多次摇摆，终于自动脱落，掉下深沟，真是万幸。但是小分队返回的路却被阻断了，这就是他们后来决定直接袭击北峰的主要原因。

中午时分，侦察小分队抵达梁张山上，刘吉尧在这里用望远镜观察到北峰东侧崖坡上设有铁丝网，堆放有滚木石块，石牌坊处有流动哨兵，庙前又站一哨兵，哨兵时而进入北峰庙内，初步掌握了北峰的敌情。

闯过了两道关，还有第三道关——吊石板。吊石板与天井类似，是一块光滑的青石板，只是稍低一些，约有5丈多高，仍由王银生赤脚先攀登，待他固定好大绳后，大家依次爬上去，再向前走约3里路便是青龙背，翻过青龙背就到了号称华岳天险之一的老虎口。

老虎口是北峰山腰的一条横槽，长三四丈，高不过3尺，犹如张开的老虎嘴，故名老虎口。这是悬在绝壁上的一个崖歙，崖歙的上面伸出一个飞岩，下面是倾斜的滑坡，滑坡下面沟深足足有200多丈，似乎深不见底，非常险要。这时候只要双腿发软，就会滑下去，尸骨无存。大家都学着王银生的样子，面向深沟，背靠着山，弯着腰，右手扶着“上唇”，左手抠着“下唇”，像螃蟹横行一样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前行。

过了老虎口，便是量掌山，此山距华山北峰顶只有3里路，此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侦察小分队都隐蔽在树丛中。至下午5时左右，大家都吃了些干粮，稍事休息，准备夜间继续侦察前进。

北峰顶智降敌军 众英雄华山留名

当时交给侦察小分队的任务很明确，目标就是把到北峰的路找到，只要探明一条路线，就算完成了任务。他们完成了侦察任务后，就地隐蔽，监视敌人，然后立即派人下山联系，再做决定发起进攻。有时计划必须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否则，就达不到目的。此时，下山的道路已被阻断，大部队隐蔽上山已无可能，侦察小分队经过商议后决定随机应变，利用敌人迷信华山天险，疏于防备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奇袭北峰，为主力部队上山打开通道。

6月13日夜12时，刘吉尧率侦察小分队到达北峰东侧的山谷，当即决定把侦察小分队编成4个战斗小组，号称四个排，决定以少胜多突袭北峰，战斗中号称刘吉尧、王银生为一排，路德才、杨建东为二排，杨党成、张志发为三排，孟俊甫、崔朝山为四排。一、二、三排进攻北峰庙，四排埋伏庙外，封锁老君犁沟，监视苍龙岭及三元洞之韩子佩部。

6月14日凌晨1时许，乘哨兵回庙之机，杨建东、路德才剪断铁丝网一跃而至北峰庙前，制服哨兵，冲进庙里，杨建东、路德才踢开房门，高喊“交枪不杀”，刘吉尧一面打枪，一面大喊:“一排向上冲，二排向苍龙岭冲。”以迷惑韩部，韩部一排长企图向外扔手榴弹进行顽抗，还未来得及拉火，便被侦察员路德才一枪击毙，其余的敌人立刻乖乖缴枪投降。

大庙下有间小屋，床上被窝尚有微热。经审问俘虏，方知敌营长关仕珍等3人逃掉。侦察分队打进北峰庙，只战斗了30多分钟，就夺下了北峰。除击毙一个排长外，其余全部活捉，消灭了一个特务营部和一个排，俘获50余人。

很快，北峰庙内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刘吉尧命令俘虏接电话，对方问:“为什么打枪？”刘吉尧小声命俘虏回答说:“是哨兵走火了！”对方责备:“谁再走火就毙了谁！”奇袭北峰战斗结束后，小分队肃清三元洞、群仙观之韩部，封锁苍龙岭、千尺幢。黎明，侦察分队迅速占领齐天洞，架起机枪，向瘟神洞守敌扫射。

瘟神洞是北峰西侧老君犁沟半坡上的一座独立小庙，庙内有守敌20余名。他们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在侦察小分队上下夹攻下，不知虚实，全部缴械投降。侦察小分队又乘胜出击百尺峡、千尺幢，切断了西峰、南峰之敌的退路。此时，驻守在西峰的韩子佩才如梦初醒，急忙命令苍龙岭、群仙观守敌组织反攻，企图夺回各登山要冲。侦察小分队奋力出击苍龙岭、群仙观守敌。激战1个多小时，就占领了苍龙岭，控制了金锁关，群仙观守敌被迫缴械投降。

接着，侦察小分队又占领了青柯坪、三皇洞。至此，经过一整天的奇袭和激烈战斗，从北峰到山脚玉泉院的“华山一条路”开通了。

6月15日，刘吉尧遂派道士叶兴文下山向路东总队报捷，驻防华山峪道一带的韩部得知北峰已被我军控制，旋即溃散逃走。次日上午，路东总队政治处主任邓远带一个排从华山峪、二营营长何德信带一个排从黄甫峪分两路上华山增援。援兵到达北峰后，何德信带领一个班把俘虏押送回路东总队队部，邓远派人给韩子佩送去劝降信。接着，路东总队队长马华亭也率部队到达北峰，此时，北峰的人民解放军已近200人。华山上的国民党军队已不足50人，全集中在西峰。韩子佩见大势已去，回信说可以投降，但还需要时间做下属的工作。

6月18日，邓远同王希文(中共大荔地委干部)一道上西峰翠云宫（韩的指挥部驻地）与韩子佩谈判，签订《华山和平条约》。谈判初始，韩子佩向秘书口授谈判条约序文，声称他不愿参加互相残杀的国内战争，邓远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应该是不愿参加蒋介石发动并指挥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因双方对条约序文表述有争议，谈判一时陷入僵局。过了一会儿，经王希文提议，不写序文，直接谈具体条文，最后双方达成两条协议。

具体条文：路东总队简称甲方，国民党保六旅简称乙方。

一、乙方将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公款、公物造册登记，限两日内送交北峰甲方。

二、甲方接收完毕后，乙方整队下山，由甲方护送至大荔，甲方保证乙方的个人财产受到保护，人格受到尊重，愿留者安排工作，愿回家者发给路费。

当日下午3时，谈判结束，邓远、王希文返回北峰，双方按协议执行。

6月19日，韩子佩缴械投降，盘踞华山的国民党保六旅官兵被全部带下华山，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至此，华山全部解放。

战斗结束以后，第一野战军授予刘吉尧“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杨建东、路德才、杨党成、孟俊甫、张志发、崔朝山、王银生7位同志荣立一等功，同时授予八勇士为“人民功臣”。

1950年9月，刘吉尧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王银生在华山解放后随即参加了解放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到华山视察，回忆起解放西北的战役，感慨万千，提议应该拍摄一部攻克华山的电影，旋即由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兼文艺科副科长的王宗元组织实施，以一篇描写刘吉尧事迹的报告文学为基础，执笔改写了《奇取华山》电影剧本。后几经修改于1953年8月摄制完成后送中央电影局审查时，经朱德总司令提议改片名《奇取华山》为《智取华山》。在实地拍摄电影时，因为侦察小分队走过的路段实在太险，曾有两名配合拍电影的战士坠崖牺牲。

《智取华山》1954年获得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注：创办于1946年，每年7月份在捷克卡罗维·发利举办，是国际电影联合会确定的五大国际电影节之一，也是中东欧地区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使英雄事迹在全世界广为传颂。

为了永久的纪念，1996年，沿着当年八勇士智取华山的线路，建起了一条1500多米长、上下落差755米的索道，供游客上下乘坐，三五分钟即可直达北峰顶。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沿着当年勇士们走过的路，从黄甫峪开通了一条“智取华山路”，华山有了第二条登山道，结束了“华山自古一条道”的历史。

（作者为河南省三门峡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主任，本文计划编入三门峡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