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晋丽

202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开馆不久，便收到了一件稀奇的文物——一张美军飞行员的通行证（投降书）。这件物品的捐赠者名为莫若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政治部敌工组原副组长。近日，年事已高的莫若健老人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这件文物的来历。

“通行证”的来历是个谜

莫若健现居四川成都，他少年时师从语言大师吕叔湘，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担任战地英语翻译。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的官兵们随大部队跨过鸭绿江，加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到朝鲜后，20岁的莫若健被分配在对敌工作组，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和审讯战俘等工作。

在朝鲜的每一刻，都令莫若健难忘。在敌强我弱的重重包围中，志愿军用力透山河的精神，突破艰难险阻，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史诗。1951年7月12日，一架美军飞机在对志愿军例行俯冲扫射时被击中，飞行员跳伞，但降落伞包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着陆了，这位飞行员也由于触地太猛而伤重身亡。莫若健到现场例行检查时，发现飞行员的衬衣口袋里有一张卡片，已经沾上了血迹。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大约32开纸大小、对折起来的卡片打开，发现上面赫然印着“通行证”三个汉字。除了汉语外，还有英、朝两种语言的译文，在底部还有落款：“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这张“通行证”，我方人员还是第一次见，它是什么来历？为何这位飞行员会置于贴身的口袋里？这引起了莫若健和同事们的好奇和猜测。一番论证后，他们肯定，这张“通行证”并非中方印发。

美军士气低落的铁证

原来，为了瓦解敌军军心，志愿军司令部印发了《投降安全证》，其上印制英语、汉语、朝鲜语三国文字，由敌工部门选拔小分队深入敌后散发、或用炮弹射向敌人阵地。凡是持有此证的‍‍，投降均可受到优待。

莫若健回忆说，每次走进战俘群时，不少战俘们都会将中方印发的《投降安全证》举过头顶，央求得到善待。因为他们虽然看到《投降安全证》上书写着善待俘虏，但同时也听到一种传闻：志愿军会残杀战俘，有“割鼻子、挖眼”等行为，这令莫若健哭笑不得。反复解释说明志愿军的政策、平复战俘的情绪，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不过，这名美军飞行员所持的“通行证”与我方印发的《投降安全证》有很多不同。其一，卡片内容是投降政策、卡片名称却非《投降安全证》，而是《通行证》；其二，将“志愿军”写成了“志愿部队”；其三，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

况且，当时美国空军驻地与陆军驻地相距很远，也远离我军投放点，不大可能收到《投降安全证》。在和军史专家们交流后，大家综合判断，这或许是美军私下买到的仿制品。

“如果是一支士气高昂的部队，谁会去绞尽脑汁获取投降书，还视若珍宝，随身携带？这足以说明，尽管美军当时拥有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官兵们对胜利没抱多大希望，这张“通行证”就是一个铁证。”莫若健说。

将精神密码传下去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总理指示，经过朝鲜战争考验的200多名英语干部全部调往外交部，这批人员集中在北京通州附近培训。但也有首长考虑到，如果把英语干部全部调走，万一战事再起，就不好办了。于是，包括莫若健在内的一部分人留下来，被送回朝鲜的志愿军学校学指挥，一直到1958年才回到国内。

回国后，莫若健转业到成都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他发现，原先在成都的一些外国人身上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也不见了。“抗美援朝精神举世震撼，也让世界真正认识了中国。”莫若健为能亲历那场伟大战争而深深自豪。

将这份“通行证”捐赠给国家，是莫若健老人一直的心愿。多年前，他曾专程来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却正值修缮闭馆。2020年正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也落成了，年事已高的莫若健委托战友的后人前往捐赠。他说，1950年志愿军自丹东入朝走向战场，现在每位前来经纪念馆参观的观众都能在这座英雄的城市接受到最生动的教育。

近些年，社会上形成了尊崇英雄英烈的浓厚氛围，莫若健和老战友们也常被许多学校和单位邀请，去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在莫若健看来，讲这些“老故事”，并非宣传标榜哪位军人的丰功伟绩，而是想将一代人用牺牲换来的宝贵精神密码传递下去，让年轻人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需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