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松娅

“你家孩子参加课后服务了吗？”“我家孩子参加了，我们大人都要上班，实在没人接送照顾。”“我家孩子参加两天又停了，听孩子说课后服务很无聊，还不如回家运动运动。”小学校门口，三五成群聊天的家长中，聊起课后服务的不在少数。“双减”政策出台后，如何提升学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和管理水平，迅速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既然是课后服务，要解决学什么或者干什么的问题。民盟中央调研发现，当前课后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社会资源参与的配套制度有待建立。学校课后服务容易游移于“纯托管”和“准上课”两个极端，课后服务呈现整齐划一、形式单一、效率不高、学生不感兴趣等倾向。

学校服务，除了学的问题，还有教的问题。“课后服务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教师新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民盟中央调研组认为，教师工作时间延长，年轻教师难以兼顾家庭，职业幸福感下降，教师减负增效问题更为凸显。此外，课外服务项目急需的各类副科师资匮乏，课后服务师资多元化势在必行。

“课后服务开展的效果如何？由于准入标准和监测机制普遍缺位，各地出台的‘双减’政策关于课后服务质量的内涵界定和衡量标准并不完善。”民盟中央表示，课后服务的准入标准、成本分担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管程序都有待建立。

作为文化教育为主要界别特色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央通过深入调研也逐渐有一些思考。

“建立学校课后服务的准入制度和资源配送体系。”民盟中央建议，围绕“学什么”难题，建立“课后服务清单”，统筹课内课外两个时段、校内校外两种资源，进一步丰富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利用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拓展学生课后活动空间。

聚焦“谁来教”的问题，需要加强教师人文关怀，健全激励机制，将课后服务质量和贡献度作为教师考核和职务晋升的“加分项”。民盟中央提出，要多渠道拓展课后服务教师队伍，构建“兼职教师库”，招募志愿者、社会公益团体、高质量非学科类“白名单”教育培训机构，满足学生特长和兴趣发展需求。

针对“如何管”的问题，要完善准入标准和监测机制。民盟中央的观点是，建立督导考核机制，将课后服务纳入义务教育学校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质量评价、领导班子考核体系。建立以家长与学生满意度为主，第三方机构监测参与的评价机制，建立评先评优奖励机制调动多方积极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