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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已经深度介入社会生活，带来许多便利，然而，在看似正常的虚拟生活背后，已经悄悄滋生出罪恶。网络暴力就是其一。

本报记者 司晋丽

“现在流行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网上‘裸奔’，几乎所有人的隐私都是透明的。”3月9日上午，在社科界小组会议现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在发言中说。

他认为，如果法律还不对网络数据的使用情况进行约束，结果会很麻烦。说到这儿，他引出自己的提案——对网络暴力行为应规定专门罪名。

当前，网络已经深度介入社会生活，带来许多便利，然而，在看似正常的虚拟生活背后，已经悄悄滋生出罪恶。网络暴力就是其一。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且愈演愈烈。随着网络普及、经济形态转型和技术发展，网暴呈现出新的特点。”李大进说，主要表现在侵害客体复杂、危害性大、参与者众以及形成网络黑产等方面。

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网暴在极短时间内即可造成严重后果且不可控，轻则侵犯公民隐私权、名誉权，重则伤及人命，更有些极端言论会挑起群体对立，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国家安全。网暴不仅危害公民的生活安宁、心理健康、生命安全，还侵害企业商誉，影响正常经营，造成经济损失，扰乱社会和经济秩序。

针对现行法律中刑法罪名分散、自力救济困难等现状，李大进建议在刑法中增设“网络暴力罪”，为惩施暴者恶行、护公民合法权益、还网络清朗空间。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犯罪构成要件。在犯罪主体方面，除个人犯罪外，还应考虑单位犯罪；主观要件方面不仅应包含故意情形，还应包括过失情形；客观要件方面应包括恶意施暴等作为以及疏于管理、怠于控制事态等不作为行为。

二是明确立案、定罪和量刑标准。根据网暴的行为表现和危害后果明确立案、定罪和量刑标准。首先，应重行为轻结果，以行为表现为立案、定罪的主要判断标准；其次，在危害后果方面，兼顾对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的考量，关注对个体人格权的侵害，特别是对个体精神欺凌造成的心理和精神损害；另外，量刑上，除以后果严重程度作为量刑依据外，应将网暴组织化、利益化、产业化作为法定加重情节，并从严处罚针对未成年人的网暴行为。

三是启动公诉机制。打击网暴应启动公诉机制，排除个体维权障碍，提高司法效率，震慑不法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