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惠娣

早在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报告，其中九项原则之首就是：“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将生态问题上升到道德伦理的范畴，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关注。

稍显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文章囿于“知识系统”或“功利系统”的引介和综述，尚缺少将生态道德原则转化为行动的具体思想逻辑和建构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也缺少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这项“道德原则”在实践中的判别标准。

近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川博士出版于2019年的学术专著《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一书，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将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具象化”，且聚焦于“农业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来解读”，建构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观。该书以保罗·汤普森(Paul B .Thompson)的农业哲学思想为基础，试图从人类的农业活动中概括、抽象出某些环境哲学与技术哲学层面的思想，贯穿了从具体到一般的哲学逻辑。将农业活动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来研究，以此作为生态伦理逻辑框架的起点。这是这本书的亮点和此前难得一见的学术思想。

中国学者对保罗·汤普森了解似乎不是很多，说明我们对生态伦理研究的“微观”问题关注得还不够。事实上，汤普森是对技术伦理和农业与食物伦理研究最早的哲学家之一，并在农业技术科学伦理和农业与食物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建树颇多。

于川博士充分吸收了汤普森在农业与食物方面的伦理思考，在细致地梳理了技术史后发现：“人类为了生存，从食物采集、狩猎那天开始就是生存性技术进步与发展的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科学技术的终极追求是服务于人类的整体生存利益，映射了农业对于技术、环境、人类生存内涵的包容性表达。但是借由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解决变得更为复杂。”他在书中把知识框架和思想逻辑延伸到了生态之外，包括社会的、哲学的、科学技术的、文化的、政策的、习性的、风险的等诸多学科领域。从多元对话中寻求工业化进程与科学技术进步的理性归属之路，以及对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生命进程及可持续发展的反思。以农业、食物为视角的环境（生态）伦理与实践的表达使我们没有舍近求远，反而更加认清了身边的环境，从而更加理解了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在于川博士的实践哲学语境中，如何定位生态系统的价值问题，尤其如何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于生态系统中的不同价值与道德归属的认知问题等，成为他的生态伦理实践的基础问题。

全书共含六章，以“异体-同构-中心”的逻辑框架为基础，说明人类及其社会无论以什么行为方式来认知生态伦理与实践，都无法舍弃原始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情感与认知。如果人们没有兴趣知道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是从哪里生出、从哪里获取，那么他们的生存也就与自然界的存在没有任何道德及其认知层面的关联。这个假设，看似不存在，但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天天食用的粮食和食物来源于机器。

因此，生态的边界界定、伦理界定更为重要。农业是人类生存行为中的主要生态干预要素，对保持物种多样性、土地的健康、动物的友爱，以及这些要素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张力，形成了实践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当代，人类欲望的需求，加大了农业行为与技术介入的尺度，而生态伦理的容摄度，考验人的道德伦理原则，由此形成自然-社会-技术-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促进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民间组织、公众、管理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共识与结盟。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范式意义，它可以超越人类功利性的需求，生态管理行为将由技术表达向道德表达转换。

这些理论的递进关系比较明确，于川博士最后还提示科学家需要对高风险性的技术产品给出相对明确的社会定性；科学家需要重新审视科技创新模式与过程的复杂性；科学家也要正视人类科技范式的缺陷。进而指出，农业行为应当成为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研究的新视界；生态伦理与自然科学在未来应当融合。无论如何，在未来决定人类农业实践行为的，不仅仅是科技与商业，更在于人类自身的道德伦理态度，以及付出的有效行为。

这本书也带来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文献资料的综述，看到了在这个领域很多我们熟悉的先行者与先觉者。让我回忆起1996年，当时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坚持发表余谋昌教授“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时，面对的阻力，但很快这一新的生态伦理范式便被学界所关注并产生共鸣。于川博士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学界生态伦理在实践哲学具象化中的开端。

人类进化的历史表明：农业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文化形式，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自然与人合作的结晶。农业，作为天然自然中的“人工自然物”，它的实践行为的优劣直接受控于自然界，与自然交好是人类永远的课题，却也考验实践哲学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说，于川博士为当前生态伦理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稍显不足的是，该书对农业与食物微观层面的问题，诸如延续农耕文明数千年的“菜园子”、“农贸集市”、民间生态信仰，以及当代食物垃圾处理新技术的意义涉猎不多；在道德原则方面：如个体的伦理准则、公众的责任担当、公共参与的人性表达等等还有更多的阐述空间。我个人以为，如果当初这本书突出农业与食物行为的伦理价值，也许更为引人注目。

（作者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