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2020年起，不少公益组织的业务受到影响，筹款额甚至出现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互联网上的公众捐赠却不降反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月捐正在快速增长之中。

所谓“月捐”，即捐赠人每月按照约定金额向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捐赠。这是爱心机构和个人参与公益的重要方式之一。

月捐的增长态势在部分互联网平台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2021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公益机构月捐如何繁盛生长”平行论坛上，帮帮公益平台负责人杨云云透露，该平台的月捐业务自2020年初上线，当年的月捐总额约为2838万元，上线项目数量为142个；截至2021年11月22日，月捐总额已达6662万元，占平台捐赠总金额近68%，上线项目数也达到265个。

易宝公益平台负责人王玉慧介绍，该平台的月捐业务明显增长，同时也有新的突破。

易宝公益平台在2021年7月解决了支付上限的难题，实现了超500元的大额月捐。当年8月即迎来首位大额月捐人，每月捐赠2000元。“之后出现了不同额度的大额月捐，如520元、700余元等，这令我们很开心。”王玉慧说。

对于开展月捐业务的公益机构和项目来说，其操作方法正在日趋多元和成熟。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宣传总监韩颖透露，该基金会2019年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时，就将月捐业务纳入转型计划之中。2021年，该基金会的月捐和直接捐赠两部分资金总额，已经在机构筹款额中占比约70%。韩颖表示：“转型之前的7年中，我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企业捐赠，为了寻求稳定、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启动月捐是必由之路。”

为了做好月捐，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探索了各种方法。例如，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捐赠人的参与意向、捐赠习惯等；借鉴行业中优秀案例的经验；开展线下活动增强公益体验和互动；保持复盘和分析，总结有效经验等。

另一家环保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猫盟，自2020年5月开启月捐业务，截至2021年11月底，其月捐收入已占机构年度收入的一半以上。该机构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方式发展月捐，其中社群运营效果显著，例如让社群自发行善，为动物园捐赠相关物资等；同时，注重透明度建设，呵护捐赠人对机构的信任。

记者注意到，在月捐领域，由于“下场”的机构越来越多，且各家机构情况不一，因而发展出差异化的运作模式，让月捐的形态更丰富。

上海仁德基金会秘书长王宛馨认为，月捐方案应围绕品牌公益项目去设计，优质项目能被更多人接纳。她认为，公益机构应该通过长期运营去布局月捐业务，一是开展信息化建设；二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三是结合组织发展战略和核心捐赠人群体的特点去选择月捐项目；四是开展社群运营；五是提高月捐项目运行质量，做好信息披露。

另一家机构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则侧重于服务。该基金会自创办至今，有较强的金融特性，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创投扶持体系。该基金会将月捐融入为捐赠人、资助对象提供的多种服务中，实现了业务的显著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机构并不强调向月捐伙伴索取，而是基于创投和赋能的视角去帮助伙伴们发展与成长。

近两年的月捐业务增长与大环境有关。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公益事业逐渐壮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捐赠者；二是受疫情影响，机构更渴望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随着月捐形态日趋丰富、规模日渐提升之际，公益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反思，例如不应盲目跟风和冒进。

“事实上，挖掘和维护好捐赠人的成本很高，比如做助学项目或乡村建设项目，需要实地走访才能知道学生及当地的具体情况。”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公益众筹顾问谢佳怡将与捐赠人和受助人相关的成本作为运营指标的“最小值”来看待，而“最大值”则是机构或项目的服务门槛。

“如果服务跟不上，就会导致捐赠人流失。”谢佳怡认为，公益机构应在成本和效益之间找到平衡，否则月捐会越做越没信心。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她认为，公益机构通过互联网筹款，本质上是按照不同平台的制度架构和规则体系进行筹款，与捐赠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往往会形成对平台的“资源依赖”。

月捐业务是打破这一瓶颈的有效方法，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捐赠。卢玮静认为，如何服务捐赠人并让月捐业务可持续发展是公益机构面临的真正考验，因而应反思发月报、线上线下触达等当前通行做法是否真正有效，总结经验并提升专业性，让月捐的未来有更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