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最近，多部以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为职业背景的影视剧热播，引起人们对心理师这一职业高度关注的同时，再度引发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情绪、压力等问题不断困扰着人们。心理健康，正成为现代人健康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儿时遭受的心理创伤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抑郁情绪并进行自我调节？面对快速增长的需求，我国心理健康行业现状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试图找寻答案。

感觉到了同样的轻松

“被隔离第三天喉咙痛、头也疼，感到偶尔有低热，全身无力，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感染了……每天看手机关注疫情信息，觉得自己肯定有问题，想交代后事，觉得自己要完了……”电话那端话语断断续续，求助者一直在哭泣，这边王辉耐心倾听着，同时迅速作出分析及初步诊断：身体无力引起不安，加之长期关注疫情的负面新闻，放大了一些身体感觉引起恐慌；一个人被隔离，产生孤独害怕和绝望感；疑病引发了焦虑抑郁情绪，负面情绪的积累引起了躯体反应……

接下来，王辉向求助者进行了情绪科普，协助对方了解每份情绪背后的积极意义，针对“不停看手机”的情况进行了弊端分析，建议“每天都排出自己的日程，让生活更有掌控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写一两句肯定自己的话”。几个小时后，求助者舒服很多，喉咙也没那么紧了，表示“与咨询师互动中觉得很感动，觉得效果很好”。

放下电话，口干舌燥的王辉也感觉到了同样的轻松。

王辉，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政协委员，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有20多年心理学工作经验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去年岁末，西安骤然间疫情肆虐，恐慌、焦虑、易激惹等情绪问题也在人群中蔓延。无论是确诊人群、疑似人群、健康人群还是医护人员，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和情绪问题。已经有两年应对疫情心理专家组工作经验的王辉，以自己委员工作室的名义组织了一支由8名心理咨询师参与的心理志愿服务团队，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情绪疏导、危机干预等志愿服务。

“今天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任何时间都可以！”疫情以来，这几乎是王辉每天都要重复的话。不厌其烦地，每个字温柔而坚定，她知道，这时她能给的是陪伴，是倾听，是让电话那端的他们摆脱当下的困境。

“我们可以说是守护人心的人吧。”王辉明白，已经被确诊的患者和被隔离的人群，他们的焦虑会更严重，因为他的生命面临着威胁，所以情绪会上升到恐惧，而且在这个阶段的人想的会比较多，当人面对重大心理打击的时候，他的情绪会从焦虑变成抑郁，然后变成绝望。对于陷入绝望的人来说，电话那端的心理咨询师或许是他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收入以小时计费，在咨询室里正襟危坐，谈话间就能为访客减压、指点迷津……随着影视作品更简化和戏剧化的表达，普通人这样描摹着对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印象。但王辉知道，一个成功的心理咨询师，不但需要大量学习和长时间的咨询实践积累，而且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压力和挑战，也超出人们的想象。

如果我们的心真病了，向谁求助？

“这几年临床遇到患抑郁症、焦虑症的人明显增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乔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数据显示，20年前，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是万分之五，现在这一数据是6%。也就是说20年里，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增长了120倍。

乔颖告诉记者，近20年来，我国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变化不大。但像焦虑症、抑郁症等轻症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却显著增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增加了精神心理问题的患病风险；另一方面，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认识提高，到医院就诊，使这类疾病也更易被发现。”她说。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心理治疗技术的重要性已得到社会的公认。有着20年精神科医师执业经历的乔颖在参加工作几年后就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被问及原因时，她说就是想更好地成为一名心灵的守护者。在她看来，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个体心理行为问题及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但心理危机干预完全依靠专业医疗机构给予帮助并不现实，“不应该也不可能只依靠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在做”。

多少次参与危机干预，王辉都是走上楼顶天台直面绝望的人。“对面的人认为自杀是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自己转不过弯来。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转过弯儿来。”她说。倾听、安抚、劝解，反复“周旋”，最重要的是与对方建立信任关系，在信任的基础上再提建议，不然一切劝说都是徒劳的。“让他们放弃自杀冲动，这对心理咨询师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在王辉看来，这是一份既有使命感又有挑战性的工作。

乔颖说，心理咨询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安慰”和“聊天”，不是“替人决策”，而是“助人自助”；不仅是“让人开心”，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心理上的成长。通过倾听，认可对方的痛苦与无助，通常才是开启对话的第一步。共情的能力，在所有的干预技巧中尤为重要。但共情只是对话的开始，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你说了想开一点，对方就能想开吗？你说了会过去，对方就真的觉得能过去吗？往往不是的。”乔颖强调，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心理咨询师要有敏锐而准确的判断，当心理咨询无法奏效时要及时帮助求助者寻求精神科或心理科医生的帮助。

心理健康问题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21年5月发布的《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2016年19.8%的受访者认为做心理咨询是软弱的表现，2020年仍持有此观点的人仅占比2.79%。

现在乔颖更多的是做科普工作，她努力让公众认识到，出现心理问题能积极求助，是负责任、有智慧的表现。一个个心理疏导的音频和视频、一篇篇心理促进的科普文章——在她看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心理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长期和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情感垃圾桶”，是不少心理咨询师对自己的戏称。在反复投入到一段又一段伤感的情绪时，如何及时排解和保护自己，是王辉和乔颖面对的现实问题。除了潜意识的遗忘，也需要制度化的培训与督导。

这样的改革不应继续蜗行牛步

制度化、规范化，是采访中王辉和乔颖反复强调的两个词。

进入21世纪以来，注重心理健康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乔颖和王辉有着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近几年社会大众对心理疾病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包容度高了，主动寻求定期心理咨询服务的人也多了，但心理健康服务仍存在制度性短板。

据说，目前，我国心理咨询师的人员缺口数量达40多万。市场规模汹涌澎湃，专业人员却凤毛麟角。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比，我国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素质堪忧，很多从业者不具备病理、心理、生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

乔颖在医院心理科出诊每50分钟的诊疗费是120元，王辉大部分的心理咨询是义务志愿服务，而她的一个“并不合格”的学生打着知名心理咨询师的名号，每小时收费3000元。

据记者了解，2001年，原劳动部正式推出《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并将心理咨询师正式列入《中国职业大典》，很多人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有了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

乔颖告诉记者，20年前产生的这个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心理咨询师，并不是一种概念。当初国家颁发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大量下岗员工的再就业问题，它勉强只能算是一张技能鉴定证书，因此一直被业内诟病门槛低、含金量不高。

据相关部门调查，全国超过100万考取心理咨询师二三级证书的人中，能够胜任专业心理咨询的，人数在2%-3%左右。乔颖分析，很大一部分持证的人除了考证培训和一些零散的短期培训之外，并没有经历专业系统的长程培训，而实习和督导经验的缺乏导致这些人不能掌握反思性实践、评估、干预等对胜任心理咨询师至关重要的能力。“即便有证，业余和专业之间，毕竟是实力的差距。”

2017年9月，人社部发布的《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这一职业鉴定。乔颖认为，放在时代发展的维度上看，人社部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取消，是心理咨询行业发展中的一个节点，目的是让心理咨询行业走向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公众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缺口，如何通过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尽快制定监管准入标准，支撑专业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乔颖和王辉有着同样的心愿，那就是尽快制定心理咨询相关法规，规范心理咨询收费标准，严格心理咨询师培训考核，推动咨询师动态审核机制，加强行业市场监管，通过行业协会来加强从业者的自律……“这样的改革不应继续蜗行牛步。”她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