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版:财经周刊

登上高坡过“大坎儿”

——观行进中的中国外贸,您需要了解哪些事?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1月11日   第 05 版)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今年外贸登上了一个‘高坡儿’,成绩来之不易,明年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很可能要过一个‘大坎儿’。”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在去年年底的这次表态,颇有深意。

坡儿有多高?看数据!2021年预计全年有望达到6万亿美元,与2020年相比增量预计达到1.3万亿美元,是过去10年增量的总和。要与历史最好成绩做同比,登上高坡儿的中国外贸业,活儿不好干。

坎儿有多深?来看一个现象——疫情前一个集装箱大柜从中国出口到欧美,海运费全年维持在2000美元左右,去年下半年最高涨至3万美元,物流运输成本就涨了10余倍,一箱货值能否抵上运费?这一突出问题背后,中国外贸企业要走怎样的路,来自政府的服务怎么做才更到位,都决定了中国外贸能否迈过“大坎儿”。

■ 疯狂的“集装箱”

资深行业观察者钟哲超,长期关注全球航运物流及中国外贸企业的生存状态。“现在,不仅是集装箱,就连每件货物都需要等到核酸结果才能清关。此外,当前欧美多国疫情依旧严峻,停工停产,货轮到目的港后往往是放空船回来,这直接推升了全球航运价格。2016年时,国际航运业有个小低谷,那时从中国到欧洲的一个40尺集装箱运费只要200美元;现在维持在了2万美元的水平,去年9月一度升高接近3万美元。”较低谷时百倍、正常值时十倍的运费增速,钟哲超发现,很多企业已经吃不消。

时间到了、货没到的事,也常有。西方传统节日刚过,钟哲超就陆续收到了部分中小企业被目的港弃货的消息。“货物不打出富余量提前开运,到跟前儿稍微有个防疫限制或者航道拥堵,客商节前收不到货,很容易弃货。”钟哲超算了笔账,一般情况下外贸企业收到30%左右预付款后就会开始生产,在货物装船出运,或者在目的港被客户接收后,客商会安排支付尾款。如果遇到海外客户弃货或拒收,除约定外,包括货物生产和物流成本,都得由外贸出口企业买单。

对于外贸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来说,把日子过下去,钟哲超认为这需要“几家抬”。谈及此,钟哲超想到了两个当务之急:一是建议将以往给予国际航运货代物流业的补贴,补到处在困境中的广大中小外贸制造企业身上,比如可以帮它们承担部分外贸出口保险费,一旦发生弃货,企业的损失可以压到最低;二是建议政府在港口拥堵特殊时期,适时动用港口周边的储备用地,用于舒缓港口拥堵给外贸出口企业带来的额外成本压力。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总经理田红兵对此建议,外贸公司如果能绕过诸多中介环节,自主与船东公司、航司、铁路平台公司对接,或许可以节省部分运费。

■ 流动资金“保卫战”

过去十几年,福建商人张燕聪在外贸金属行业做出了名头,他所在公司生产的铝制品,以其良好的轻便、耐腐蚀性畅销非洲。

比起单纯的运费问题,张燕聪的担心是复合式的——现在每吨铝的进价涨了1万元,他每个月需要使用4000吨、备货8000吨,流动资金数以亿计。“能让我们这种企业‘吐血’的,就是流动资金偏紧。”张燕聪这样说。

为了保住这条资金链,张燕聪说他不是一个人在努力,国家在出手,省里商务厅和进出口银行也在帮忙,从银行拿到的贷款成本已经低于基准利率了。对于非政策银行,张燕聪能接受贷款利率上浮,却很担心被抽贷压贷。

“我有个感觉,只要企业流动资金跟得上,备货压力就会减轻,就可以腾出手来做创新的事。如果资金链紧平衡被打破,库存用光,车间很快会停下来,到那时就不是有没有利润的问题了。”张燕聪谈到了行业的生存大考。

在深圳,这两天周丽红正忙着集团资金管理的事。一手托着国外厂商,一手托着国内分销渠道,她所供职的这家供应链服务平台肩负重任。

服务好、客户多,周丽红所在的平台获得了国资控股,和银行打交道时也底气更足了。“政策性银行给我们的贷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基准利率以下,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商行贷款利率还存在上浮情况,但总的看来我们的财务成本处于下行区间。”即便如此,周丽红还是期待,未来能把商业银行也请到供应链上来,让它们看清楚上下游企业的运作逻辑,以便给予产业链各环节更优惠的资金支持,为产业赋能,“从我们的角度看,企业资金成本过高,会弱化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周丽红这样说。

■ 稳得住吗?

“现在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中,需求、供给之外,预期转弱值得我们关注。”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国际工程管理学院院长张水波看来,当前外贸领域有个“三缺”“四升”问题,“三缺”指的是缺芯、缺柜、缺工,“四升”指的是运费、原材料成本、能源资源价格、人民币汇率上升,这些问题都直接加重了企业负担。

“问题看准,解决问题的‘腿’就有了。”张水波表示,举办冬季奥运会和召开党的二十大,对我国来说都是加分项。此外,中美之间在能源、气候与抗疫等领域潜在合作点很多,中国经济底盘较好,个别国家想卡我们的“脖子”,它们自己的事也未必能办好,一些地缘政治摩擦已趋于筑底,时与势于我们有利。

“中国外贸大基本面是稳的,不用太纠结于同比增长水平高低,要聚焦高质量。从管理学角度来说,各级政府部门能看到的问题越多越早,这些问题就有可能被规避掉。”张水波对此满怀期待。

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所长梁明对我们表示,对于今年外贸发展的预期可以保持适度乐观。“此前我测算过,2020年全年订单回流额约为2000多亿美元,去年这一额度或达到3000亿美元。今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有些订单还会流走,但之前回流的订单,大部分已实现了产能提升,这些商品短期内再次流出的可能性不大,会固化为我国出口的长期份额。”梁明这样说。

防疫物资订单在往外转,大量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链留了下来,梁明由此认为,今年中国外贸稳得住。与此同时,随着疫情缓解,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收紧,大宗商品、运费价格都有望回归,更为关键的是政策的跨周期调节将发挥重要作用:“今年稳外贸的措施会比去年还多,我们也会扩大进口。从企业角度看,感受到压力、对政策有期待都是正常的,但企业也是最聪明的,不挣钱的事不会干。当机遇与障碍并存,企业要肯于在竞争力上下功夫才行。”

外贸领域资深从业者项乐宏则认为,企业遇到的经济问题,其底层逻辑有可能就是人口学问题。未来20年,我国初级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工厂要应对人手不够的问题,必须搞自动化。“现在大学生分配工作有痛点,问题就出在真正适合企业的职业技术教育没做到位,未来如果推动企业走品牌出海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职业教育需要快速跟上来。同时,外贸企业只有坚持做品牌,才能真正掌握海外用户的真实评价。另外,放眼全球,中国制造、中国港口实力都很强,但航运方面我们存在短板。而且中国外贸做大做强,还需要参与目的国供应链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项乐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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