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珺然

2021年是父亲孙执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1979年前后父亲发表在《世界经济调研》的几篇文章，当我们看到父亲的文章是直接呈报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中宣部等国家机关的相关负责人时，真的很震惊！

我们知道父亲为翻译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骄傲，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父亲的研究生侯珺然教授写下这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系列研究文章，回忆了父亲为我国制定翻两番的宏观经济计划提供了政策上的参考。

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孙华 孙青 孙园 孙冀

教学育人与科研咨政

孙执中先生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教学育人与科研咨政。他85岁时仍著书立说，尤其是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翻译与研究，对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我国从1981年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十三大用国民生产总值取代工农业总产值），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956年，日本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同时也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发展困境，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内需不足、收入差距悬殊、地区间及企业间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为摆脱困境，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这是日本影响最大的综合性长期经济计划，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极大限度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从实施效果看，“倍增计划”成就卓著。即：经过十年努力，超额完成了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统一，使日本成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前列。如国民经济年增长率，原计划指标为7.2%，实际是10.9%，工矿业年增长率原计划指标为10.5%，实际是13.8%。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待兴，正在编制长期发展计划，亟须学习外国经验，而国内之前没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计划方面的完整翻译资料。1979年春天，他在日本研究所资料室看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日文原版书，敏锐地意识到该计划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巨大参考价值，因为日本不仅与我们同为亚洲国家，而且起点也较低。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为中国展现了一幅美好前景。但并不是大家都有共识。

据郭士信教授（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日语专业，1990年代曾任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回忆，当时她对翻译这本书心里有些忐忑：这样的书有谁会看呢？孙执中先生却很坚定：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他认为“倍增计划”具有可操作性，其性质、目标以及政府的作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如“倍增计划”中政府的作用，是为了创造能充分发挥民间企业活力的条件，具体作用有：充实社会资本；用教育训练等措施提高人的能力，振兴科学技术；充实社会保障与提高社会福利；引导民间产业。即政府不直接插手到民间企业内部，而是提供企业得以顺利展开活动的环境[参见（日）经济企划厅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孙执中、郭士信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25页]。

孙执中先生和郭士信教授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后由资料室的王艳平老师负责打字，王老师回忆说，当时为了加快速度，孙先生坐在她旁边，念一句，她打一句，有错及时纠正，连校对也一并完成；最后在清苑县装订成册，封面是黑底金字，一本杂志模样的硬壳书。

这本油印小册子，当即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同志的重视，力主将“倍增计划”译文呈送中央书记处。据孙执中先生的手稿记述：“马洪同志向党中央推荐了此项成果，及时为国家制定20年翻两番的长远规划提供了参考资料”。孙执中先生在《日本经济研究工作的回顾——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日本经济》中描述，“当时马洪同志极关心这项工作的进程，看到译书后，即嘱我们速呈送中央书记处和小平同志”（《日本问题研究2001年1期》）。1979年秋天，郭士信老师将9份油印本（书记处要7本）送到北京有关部门转交中央书记处。

同时，孙执中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胡企林副总编联系出版事宜，1980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第1次印刷了5400本。胡企林先生也是西南联大毕业，他亲力亲为，对译文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和润色，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汪道涵同志看到此书，极为重视，1982年11月在上海市印刷四厂增印1.7万册，供上海市有关部门干部学习和参考。孙执中先生曾多次自豪地和我们后来的学生畅谈此事，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追问细节。

深入的研究

翻译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孙执中先生又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79年11月22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研究报告》上发表了《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日本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1980年1月28日在《世界经济调研》发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编制方法和可供借鉴的主要经验》。1980年2月28日在《世界经济调研》发表《战后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1983年2月1日在《世界经济调研》发表《从日本“倍增”计划实现的条件看我国经济翻两番的途径》，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日本问题研究》等杂志。

这些研究的内容涉及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背景、性质和作用、重点解决的课题、实现条件、值得借鉴的主要经验等，他剖析了“倍增计划”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的“诱导”性质，指出日本政府利用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通过普及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以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政策措施，到1970年超额完成了“倍增计划”。上述措施也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此外，孙执中先生还论证了我国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政策的可能性及其途径，重点分析了翻两番的资金条件、能源、技术和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孙执中先生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总是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信念，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断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六十余载教书育人鞠躬尽瘁，赤子情怀学术报国硕果丰硕。

（本文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