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硕

1931年，爱因斯坦在与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们交流时，充满深情地说：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能够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近年来智能化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智能时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然而，人工智能在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公共安全风险、隐私侵权、数字鸿沟、责任困境、伦理失范等许多新挑战。

因此，人工智能治理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如何引导技术“负责任”地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诉求。

近日，在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推动构建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开展讨论，探寻让人工智能安全、可靠、负责的造福全人类之路——

科技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

毋庸置疑，我们正在进入“人机物”三元融合，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

最近一段时间，受到全社会热议的“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网络游戏沉迷、掌握用户数据和高级算法优势形成垄断性超级平台、信息茧房导致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等问题，都在警示着我们——对于人工智能，如果利用得当，将大有裨益；但是，科技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也有可能使得现有问题进一步加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举例说，人工智能的客观性仅在于其算法，而这些算法由人来编写，因此人类的偏见可能会被编入人工智能当中，从而延续偏见和歧视；另外，人工智能系统的有效性基于数据，这可能会成为滥用数据和侵犯个人隐私的动机。如果没有恰当的治理，这些技术的有害之处将对于人的生活构成有害的影响。

同时，从总体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目前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较少；在国家内部，发挥人工智能潜能，只需要少数人获得的先进技能和专业知识，如果这种不平衡持续下去，会出现掉队的数字弱势群体，数字鸿沟将持续扩大。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苏竣看来，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剧变中，我们需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应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不但要关注技术本身，更要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需要做长周期、多学科、宽领域的观察、研究，通过实践的积累，通过实验去深刻理解人类社会转型的过程机理，全方位回应来自学术界，以及每个普通的人的关切。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前瞻性的思维，不能仅解决当下的问题，还必须要预见未来的挑战。”白雅婷指出。

治理标准的统一并不容易

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路径，专家们已有共识。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指出，人工智能治理必须协同多元主体，经过多维目标，融合多元价值，加强全球合作与对话，构建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然而，这些原则的具体落地并不是那么简单。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160多套组织、国家等建立的人工智能道德和治理原则，但缺少将这些独立的倡议结合起来的框架和标准；且在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方面面临许多挑战。

11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这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伦理制定的规范框架。

据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介绍，这个建议书的制定付出了艰辛的过程。

早在2020年年初，建议书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在当时意见基础上，在全球遴选了24人组成特殊专家组，其中考虑了性别平衡、区域平衡、学科平衡等；通过专家组多轮讨论和修改后，第一轮修改草稿在线征求意见，收到了来自90多个国家的5000多条意见；在此基础上继续修改，并在全球6个地区（涉及亚太、欧洲、非洲等），与涉及102个成员国代表开展在线协商；定稿后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送给193个成员国征求意见，最终才正式通过。

龚克认为，“这体现了多利益攸关方开放参与规定制定过程，不仅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石，本身协商过程也建立了多边典范。”

事实上，当前我国已跻身人工智能水平的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我国已成立了由15个部门构成的人工智能规划推进办公室，办公室设立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相关治理原则和伦理规范；同时开展了长周期、跨学科的人工智能综合影响社会实验，部署了城市、农村、教育、医疗、能源、环境等30多个领域的场景实验研究；并依托领军企业布局了一批开放创新平台，依托地方建立了17个创新发展实验区。

作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已从理念探讨走到了实践探索的前沿。近年来，专委会正致力于构建有效的治理框架和相关规则。

按照目前的研究成果，思路是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大学与科研机构、媒体、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等多主体参与，以“底线思维、人本思维、发展思维、全球思维”为价值导向，以“算法、数据、算力、外部环境、场景”为治理对象，应用“宏观-中观-微观”多维治理工具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框架体系，通过“形成价值共识、多主体分工协作、治理理念迭代优化”等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人类福祉提升。

为人工智能发展划定“红线”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万能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等；而治理正是确保大船行稳致远的航向标。

为此，向着“平衡包容”的目标，各方都在努力前行，为人工智能发展画定“红线”。

龚克提出，目前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的相关应用技术、开发更加有效的算法，还需要发展一批支撑治理的技术，如监督性技术，用于保护公平性以及隐私等。比如从社会中采集的数据，其实带有一定偏见，这不是社会的错，是现实社会固有的。但如果没有适当技术对数据进行“减偏”，公平无歧视原则可能就无法落地。因此，要着力强调发展一批监管性支撑技术。

李萌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应该将普遍适用与分类推进相结合，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出差异化选择，切实保护各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提高弱势群体的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同时也要尊重和帮助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替代方案，避免忽视、偏见、歧视。

邱勇提到了教育的意义，他指出，大学作为人类科技文明的重要策源地，不仅要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前沿努力突破创新，也要进行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塑造良善的人工智能价值伦理。

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强调了新的国际合作方式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具有敏捷性、适应性、预见性、响应性和包容性，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将使其更具有可行性。同时，每个国家要处理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双重需求之间的关系，接受国际标准的同时，积极开展旨在应对新挑战的前瞻性对话。

不过专家们也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其发展，而是要为了实现向善、造福人类的健康发展。

李萌指出，目前社会对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伦理风险和法律风险的认识，有一些是基于理性的推演预判，也有一些是基于主观判断的臆想。他认为，应该秉持积极而负责任的态度，努力实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有效规制之间的协调，技术边界拓展与应用范围限制之间的平衡，避免陷入伦理陷阱而阻碍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