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写进了联合国文件。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思想，也是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

应该讲，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还需要大大深化。至少有四个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一，从认识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历了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认识来自实践，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回到实践，意味着还要通过实践对认识进行检验，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认识，指导实践，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意义更伟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很长的过程，也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期间。党的十六大后，为应对国际社会泛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我们党提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思想写进了党代会报告。在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党进一步指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中会有不同层次的利益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说明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和世界相处的大问题，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此进行了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由此在党的十八大写进了党代会报告。意义更伟大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把我们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国际关系的实践之中。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交流的多个场合不仅做了大量推介工作，而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途径、形式、方法等各个方面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第二，从思想脉络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定位，经历了三次突破。第一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定位为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世界如何相处的相处之道。第二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定位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出现，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强调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之后在18日又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第三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定位为“人间正道”。疫情暴发后，我们主张面对疫情，人类应该携手抗击。习近平主席在此期间同外国元首通话时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中国方案，而且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第三，从思想理论构建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两块基石。第一块基石是利益基石。我们党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初，就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可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第二块基石是价值基石。习近平主席从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后，一直到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七一讲话”，多次强调这一重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利益基础，还有价值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从实践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渠道推进的大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推动构建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到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从推动构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到推动构建区域与区域之间命运共同体，并在联合国相关文件中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等多学科的研究和讨论。而在进行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贡献，做进一步回顾梳理和深入研究阐发，并在国际上广泛传播这一“中国好声音”。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在英文中是“共享未来”的意思。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从不讳言我们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的不是用共产主义去取代资本主义，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合与共、共享未来。

关于共同体理论，从亚里士多德那时就已经提出。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资本主义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建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当下方兴未艾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正在证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预见和设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图景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