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裕

北京永乐拍卖主办的“乐·赏——谈谈王原祁”雅集日前在永乐艺术空间举行，与会专家就王原祁的《秋林远黛图》进行了研讨。

《秋林远黛图》左侧下部有王原祁题款和钤印，工笔正楷两行书写：“臣王原祁奉敕恭画”，款下铃盖朱、白文方印“臣原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彦在发言中认为：《秋林远黛图》“采用的是倪瓒‘一水两岸’式的典型构图。但王原祁并不是‘照抄’倪瓒式构图，近景处树被他放在了画面的主体位置，远景山体层层垒叠，渐渐淡出视野，显然有借鉴黄公望体势之意。而且，画的中景和远景的坡岸面积比倪瓒的比重大了许多，使得观者的视域更加开阔。此外，中、远景处的坡岸上所画的屋舍、茅亭也较倪瓒更为丰富。”画中树石画法近可联系到董其昌，远可追溯到黄公望。王原祁的画中也会经常用到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的前景。但董其昌是将黄公望的丘壑进行了“简化处理”，而王原祁有更多造型上的变化，甚至比黄公望的原型更多了几分“富贵”之感。

关于设色，王原祁在《雨窗漫笔》中专门讲道：“设色即用笔用墨，意所以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之妙处。惟不重取色，专重取气，于阴阳向背处，逐渐醒出。则色由气发，不浮不滞，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从事也。至于阴阳显晦，朝光暮霭，峦容树色，更须于平时留心。淡妆浓抹，触处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收藏家刘丹指出：“这张画刚刚完成的时候，可能花青比现在更蓝更亮。此外，画中的绿色是用藤黄和花青调和而成，时间久了，花青比藤黄褪得多一些，显得绿色特别泛黄，实际上此画在刚画好的时候肯定要更加鲜艳。”

正如中国文物学会会员许力所说：“王原祁的《秋林远黛图》清晰地呈现出了画家本身的学养以及他的画艺师承。在此画中能看到黄公望、倪瓒以及董其昌的影子，而王氏的高妙就在于，他能不着痕迹地在一张画里呈现他的传承、品味，不管是奉敕与否，此作已然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术水准。”

永乐拍卖执行副总经理尚颢回忆说：“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之时，王原祁笔墨上的精益求精深深地震撼到我，从作品中甚至可以读出他创作此画时的内心感受。”

从清代内务府档案文献来看，当时宫廷内确实有不少建筑空间曾经用王原祁山水来装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十九年，原来曾用于九州清晏的王原祁山水画，要改用方琮的画来替换。换下的王原祁画作被送往懋勤殿修裱保存。

纵观此画，其中的秋景不但没有萧瑟之感，反倒显得温润可爱。王原祁一反往常多用枯笔的习惯，用水比较丰富而有温润之致，色墨浑沦，于斑驳陆离之中充满一片郁郁葱葱。

据统计，王原祁署款“奉敕”或“恭画”的作品有20余件，“臣字款”作品约有10余件，其中仅有6件可判断为是奉康熙御命创作。这件《秋林远黛图》画面正中钤盖有“乾隆御览之宝”印玺，这是乾隆皇帝最为重要的收藏证明。画面的左下方又有“宝蕴楼书画录”印，明确指出了作品进入宝蕴楼之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关外的热河行宫。

1913年初，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建议“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以此为旨筹设古物陈列所，并要求将当时奉天行宫及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到北京保管、展览。

为安置这批文物，1915年又在咸安宫旧址之上建成宝蕴楼。后来古物陈列所聘请专家对所有文物藏品进行登记造册，并在书画类艺术品上，加钤“宝蕴楼书画录”，而王原祁的此幅《秋林远黛图》正在此列。因较早就由京师送往行宫收藏，因此作品上并没有钤盖乾隆、嘉庆朝的“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清宫鉴藏印。

顾颉刚曾在《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中记道：“王原祁《秋林远岫图》立幅”。与会专家推测，顾颉刚所记的王原祁《秋林远岫图》立幅应该就是《秋林远黛图》，此处或许是顾颉刚的笔误。后来在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编纂出版的《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十册中，已将“远岫”改为“远黛”。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王原祁此作不仅是来自关外行宫，而且在文物迁移后又被收藏于宝蕴楼。

在《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中，王原祁的作品共计5幅，3幅原藏于奉天行宫，而《秋林远黛图》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署款有“臣王原祁恭画”的《松溪仙馆图》轴则来自热河行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幅书画钤印方式相仿，都有清高宗“乾隆御览之宝”，王原祁“臣原祁”朱白文印、“宝蕴楼书画录”以及半方“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