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忠伟

生物安全的全球属性与经济全球化之特性，导致全球生物安全风险明显上升，形势愈发严峻，对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现实挑战倒逼各主要国家置生物安全于大安全范畴，倾力加强处突机制建设，推进完善法律体系，加速补强治理短板，以便从源头上防患，全流程管控，全方位治理。

众所周知，生物安全事件造成疫灾人殁、封城闭关的毁灭性后果，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熔断，政府被迫面对卫生经济同步危机，甚或引发经济安全乃至政权安全危机。此外，生物安全的全球属性，亦对人类家园与世界安宁造成重大影响。鉴于此，掌握维护生物安全主动权，塑造有利的生物安全态势，实乃国家安全必保的底线及必争必胜之战。

生物安全风险是指国民生命健康和国土生态系统受到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包括新发及突发传染性疾病、新型生物技术的误用及谬用、非法研制乃至悍然使用生物武器对他国构成威胁、恐怖组织借此策动大规模生物恐袭，以及外来有害物种大规模入侵等等。

究其根源，一是源于自然界的病毒。如大瘟疫、大流感等“不速之客”。二是借助动物宿主繁殖扩散的病毒。SARS、寨卡病毒越过天人界线致人感染。三是生物技术与相关材料失控，流入人间遗祸致命。四是生物武器阴魂不散，恐怖组织视之为“神风特攻”，某些国家视之为战争获胜的“一枕黄粱”。

此次世纪疫情将生物安全风险展现无遗。例如，美国因疫而殁人数高达越战阵亡美国人的两倍。加强生物安全防控并非仅就世纪疫情来袭的急就章。毋宁说，生物安全与边防、海防、空防、天防及网防相提并重，乃更高层面、更大范畴的战略问题。鉴于此，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免受潜在新型病毒侵袭，乃“国之大者”的先手棋长远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生物安全工作。9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生物安全法”。

习近平总书记以整体思路规划，以发展视野布局，对国家生物安全加以科学定性及战略定向，视之为“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及“国家总体安全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辟论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生物安全的内涵外延。

我国以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生物安全法为标志，已形成包括生物安全战略与相关法律、政策于一体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这充分表明党中央维护及塑造国家生物安全有利态势的坚定决心。

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惟众人拾柴，凝才聚力，才能解决船和骥的问题。换言之，应不断提高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能力；依法加强伦理和过程管理；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多边机制建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