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浣心
范文澜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8年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范文澜在古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整理“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开始整理出版“前四史”，随后将其余二十史全部进行标点、断句，历时20余年，最终完成“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部系统完整、科学规范的现代整理本。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成为海内外公认的现代标准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这是中华书局为史学界作出的巨大贡献。每每说起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经过，都要从毛泽东倡议，范文澜、吴晗组织进行整理说起。
1958年7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工作。二人接到组织整理“二十四史”的任务后，于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作会议。蔡美彪在《“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一文中对这次会议记载：“范文澜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会议在该所会议室举行。”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也许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整理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召开的首次会议，开启了标点、整理“二十四史”二十余年的漫漫长路，而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在中国学术史、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确定了点校“前四史”的具体方案，并对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也进行了研究。会议最终决定由中华书局制订规划方案，着手组织人力开展工作。
同年10月6日，吴晗、范文澜专门致信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情况，他们在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不久，毛泽东复信：“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此后，“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在学术界、出版界的配合下，逐步推进，历尽坎坷，历时20余年，先后有近200人参与其中，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标点、整理工作，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新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系统完整科学规范的现代整理本，这部“二十四史”，成为海内外通行的现代标准本。
编著《中国通史简编》
1940年，范文澜初到延安，被任命为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延安的干部群众急需提高文化水平，但缺少适用的教材，为解决这个问题，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接到毛泽东关于编写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的指示。范文澜作为研究室主任，与同事谢华、佟冬、叶蠖生、尹达、金灿然、唐国庆等进行分工，每人负责一部分，由范文澜总其成。
一本书由多人合作，成书难度必然很大，例如对体例的把握、文字风格的统一等等，几乎每一项全书“通例”都影响到书稿的完成情况，这给范文澜“总其成”的工作带来较大压力，不客气地说，统稿基本相当于重写一遍。
1941年，这部名为《中国通史简编》的教材终于按期完成。在当时，这本书为解放区官兵了解、学习中国历史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毛泽东当时对这本教材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中国通史简编》为底本，由叶蠖生、宋云彬对其进行删订，准备作为高中历史教材使用。
不过，范文澜本人对《中国通史简编》并不满意，时时想着修订工作，但在延安时期事务繁忙，他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这项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一事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怎样写好中国历史？范文澜自己曾总结了三点：一是指导思想，二是历史知识，三是充裕的时间。其中，一和三都是为二服务的。单说第二点，必须有扎实的历史知识，这包括要了解、熟悉民族史、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要准确掌握历朝历代的人物、地名、典章制度、诏令奏议、公牍档案、职官制度、殉葬制度等，还有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范文澜极其谦虚地说，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很差，所以他一直努力去修订这本通史，以使其更臻完美。1953年，范文澜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于是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回顾历史，没有哪一部书像《中国通史简编》一样，不仅使用者众，就连对修订本的讨论、争鸣也甚为热闹。修订本问世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受到业界广泛关注。1954年4月，《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座谈会召开，会议记录刊发在1954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在这一年第6期《历史研究》上，还集中刊发了赵光贤的《读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王玉哲的《关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的几点意见》和吴大琨的《与范文澜同志讨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1955年第1期《历史研究》刊发了署名“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的意见》一文，1955年第3期《教学与研究》刊发了王忍之（中国历史教研室三年级研究生）的《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一文。这些批评、商榷文章所提意见，有关于古代传说的处理，原始公社的文化、历史分期的过程等不同意见。这些文章是当时热烈讨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真实反映。
对《中国通史简编》提出的若干意见，范文澜持有十分谦虚的态度，同时进行着自我批评，在《中国通史简编》再版序言中，他写道：“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可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
面对一些学术方面的争论，范文澜很少正面回应，但他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文澜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一方面阐述自己关于历史学术问题、编写中国通史的思考，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一些质疑的回应。这些文章多为范文澜的学术思考，也基本勾勒出范文澜学术思考的发展脉络。
《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体现了范文澜的写作风格——言简意赅，用词精美。这部书将中国历史梳理得十分清楚，不但讲清了帝王将相在历史长河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还把人民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充分体现出“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这一编写理念。正因为此，《中国通史简编》被誉为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著作。
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作为19位古籍小组成员之一的范文澜，积极参与到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做了不少具体工作。2月9日至11日，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范文澜与其他小组成员及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出版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了大会。
1958年，中华书局制订1959年的出版选题计划和出书计划，时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金灿然给近代史所的刘大年写过一封信，希望近代史所与中华书局能够密切配合，并将近代史所的规划寄给中华书局，从而列入出版选题计划，而当时近代史所的所长即范文澜。
到了1960年11月，金灿然致函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随信一并寄去古籍整理出版座谈会的初步名单，这份与会人员名单共有54人，其中20人为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拟参会的人员为范文澜、刘大年、刘桂五（学术秘书）；历史所有尹达、侯外庐、郦家驹等；文学所有何其芳、吴晓铃；北京大学有翦伯赞、周一良、邵循正、冯友兰、任继愈、魏建功等人，其他参会人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古籍小组成员。范文澜名字前面有△和√，金灿然在信中专门注明，有△者为古籍小组成员，共计20人，有√者为党员，共计44人。而范文澜是以党员、古籍小组成员双重身份被列入参会名单的。
1961年3月，中华书局拟编订古汉语、古代及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必读书目等方面的若干个古籍整理规划，其中“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长远规划草案”也在计划之中，近代史料长远规划草案的制订，再次得到范文澜的大力支持。
（作者系中华书局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