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裕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辽代鎏金高士图银杯目前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此杯共有7面，口沿、圈足、器腹均以凸起的联珠纹作边框，口沿下外侧錾饰一周对鸟衔花纹，器腹7面錾饰7个闲逸的高士，均头戴花冠，身着宽袖长袍，有抚琴、看书、书写、举杯、闲坐等，形态各异。人物背饰柳枝，鱼子纹地。腹底刻一周草叶纹，圈足刻山形纹。

这种带柄杯与粟特银杯的器形非常接近，也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器形。耶律羽之墓的这件银杯特殊之处在于七棱杯体和柄缺失，有异于粟特常见的八棱杯体和完整的环柄。杯体七面体内各錾一位高士，如果确为中国传统的竹林七贤题材，那么，这只银杯则是契丹工匠为了安排7位高士形象，而对粟特器形的改良。

如今，这只银杯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中展览，与之一同呈现的还有240余件/套展品，呈现内蒙古地区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和升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联合主办，内蒙古博物院承办，是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又一大型文物精品展。据了解，内蒙古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在国博举办展览，还要追溯到2002年联合举办“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展”，此次展览也是两者时隔近20年后的再度合作。

此次展览分为“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3个单元，其中包括“许季姜”青铜簋、“上郡守寿”铜戈、“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殡葬农作图，以及陈国公主墓、元上都遗址出土的精品文物，还有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与之相关的文物精品，如“九边图屏”，以及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村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的相关器物，系统展示几千年来长城地带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升华的历史与特色文化。

一般来讲，长城以北宜牧，长城以南适农。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不仅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使然，也是不同族群与文化在此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夏商时期开始，农耕与畜牧业区域的变化，使长城地带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凸显出来。在“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展览部分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商代龙首青铜匕形器即为展现夏商周时期所谓“长城地区”农牧结合早期形态的重要物证。据了解，龙首、蛇首、羚首、羊首或鹿首匕形器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器皿。由于其刃部并不锋利，有的还很钝笨，显然不适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这类器物应该是在特殊场合下使用的，类似匙、叉类功用的器具。

在“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展览部分中，主要体现战国至隋唐时期长城地带的民族交流和融合。其中，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战国虎豕咬斗纹金带饰很可能就是班固《与窦将军笺》所称的“犀毗金头带”之“金头”，也通称为“带头”。牌饰正面周边錾刻绳索纹框，框内为凸起的猛虎与野猪争斗撕咬图案。背面有半圆形钮两个，上有粗麻布印痕。两件牌饰图案相同，背面边缘处均有刻划文字。有孔的这件，背面的左、右两端的边缘处，竖向直行“一斤二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三”。“豕虎”显然是表示金牌饰的图案内容，“故寺”可能与制作器物的官府有关,“三”是器物编号，“一斤二两廿朱少半”是记重。另一件饰牌背面紧靠左端边缘处，竖向直行“一斤五两四朱少半”，实际重量330克。牌饰上的衡制单位和刻字作风皆受秦国的影响,无疑与秦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展览部分主要讲述了宋辽金元到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各民族的融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九边图》屏共十二幅，屏风正面为绢本，粘贴于十二块木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山水的画法绘简略地图。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其间边陲要地称“镇”者共九个，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榆林镇、宁夏镇、甘肃镇、太原镇、固原镇，故名“九边图”。图中还详细绘出九边之内外的城镇关堡、蒙古营帐、山川河流等地理内容，主要城镇之间，标有距离里数。在第十一幅上部有题款为“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职方清吏司主事灵宝许论识”的墨书序文，它所摹绘的原本是成书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许论所著的《九边图论》。屏风背面粘贴纸本行书《后赤壁赋》全文，落款“隆庆三年春三月之吉，赐武进士第京营练勇参将，古燕养静山人郭全仁书”，后钤两枚小方印。

明王朝在北部边疆设置九个军事重镇，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九边各镇设有镇守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无固定品级、无定员。九边各镇驻有重兵。常驻兵称主兵，额设60万左右；此外还有临时调集的军队，数量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