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南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虽然台湾已经被割让给日本，但台湾同胞始终把台湾的前途命运与祖国大陆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并参与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胜利，也鼓舞了台湾同胞的革命斗志，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
台湾同胞积极 参与辛亥革命
台湾同胞不仅在台湾与日本殖民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同时也十分关心并积极支持或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活动。
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于檀香山，积极开展反清斗争。1895年4月，腐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致使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此时孙中山利用割台后台湾的抗日形势，派陈少白赴台筹设兴中会台湾分会。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孙中山早年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的同学，曾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被称为“四大寇”。陈少白于1897年9月到台湾，得到了杨心如的帮助和支持。杨心如是孙中山好友杨鹤龄的族弟，早年在广东参加兴中会，曾将大部家产捐赠革命事业。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潜往台湾。陈少白通过杨心如介绍，结识了台湾商界人士良德洋行总经理吴文秀、义和洋行买办容祺年、商界大佬赵满朝等，吸收他们为兴中会会员，成立兴中会台湾分会（或称台湾兴中会），以杨心如的住宅为会所。这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的据点，也是台湾同胞直接参与祖国革命活动的开始。分会成立后，为赞助孙中山革命活动，秘密捐助了大量经费。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国内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这给台湾同胞带来新的希望，指明了斗争方向。1910年，孙中山指派同盟会会员王兆培赴台发展革命组织。王兆培是一位坚毅的革命斗士，到达台北后，他一面在台北医学校学习医学，一面秘密在师友、同学中寻找革命的伙伴，为在台湾建立同盟会组织打下基础。终于，他在同班同学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台湾台南人的翁俊明。在王兆培的影响和同盟会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翁俊明于同年5月1日，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台籍会员。9月，同盟会任命翁俊明为通讯员，负责发展台湾会务，同时宣告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1912年至1913年，台湾会员有72人，常在台北江山楼集会，讨论会务发展及支持孙中山革命事宜。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台湾同胞积极参与其中。林薇阁是从福建龙溪迁台的世家子弟，同盟会会员。黄花岗起义前，林觉民等留日学生要到广州参加起义，却少旅费。林薇阁闻讯随即捐赠日币3000元，保证了志士们如期赶到广州参加了起义壮举。台湾抗日英烈罗福星，从南洋赶来参加黄花岗起义，在进攻广东督署时，不幸为流弹伤及左腿，一时血流如注，遂以缠臂白布裹伤止血，并趁炮火间隙潜入一南货店后院暂避，后被新军同志掩护脱险。脱险后与胡汉民等人前往南洋活动，徐图再举。台湾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的次子、作家许地山的胞兄许赞元积极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许赞元被捕，碰巧清军将领与其父有故交，就偷偷释放了许赞元，许赞元成为黄花岗起义中少数生还的义士。
台湾同胞积极响应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台湾，人人奔走相告，家家庆贺胜利。许多人一夜之间剪掉辫子。台湾同胞的兴奋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当时，台湾台中大甲溪有人在铁砧山上建了一座“石敢当”人像，面向祖国大陆，在山顶立一碑，书写“江山万里”四个大字，表示心向祖国，心向革命。自从日本侵占台湾以后，禁止台湾同胞悬挂祖国的国旗。辛亥革命后，台湾同胞听说大陆的黄龙旗已经换为五色旗时，非常高兴，然而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禁，不能悬挂五色旗来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小孩，为了能看到祖国新的国旗，他们在中午的时候，把一盆清水放在露天地上，盆里放一块玻璃，让阳光照射而形成彩虹，孩子们相信：“这就是祖国的新国旗，祖国的新国旗确实升上了天。”孩子们成群地站在盆的周围，拍手欢呼。
辛亥革命后，台湾同胞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民主”“共和”等新词汇扎根在台湾同胞的心中。他们以各种方式庆贺、宣传这一胜利。当时在上海大量发行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画像，武昌起义的战争图画，还有以革命为主题的“新三字经”。台湾城市一些中文私塾的小学生们，很喜欢念上海新出版的《新三字经》。这书开头四句是：“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台湾的商人则大量输入这些书画，同时岛内各地的书店也翻印这些书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争相购买。有的将此作为室内的装饰品，有的根据这些通俗小说向亲友宣传中国革命家的活动。闹区的商人又以祖国大陆进口“拉洋片”“木偶戏”等宣传革命，更有聘请说书人讲解上海出版的“孙逸仙演义”和“辛亥革命演义”等故事，台湾民众都很喜欢看，很喜欢听，每场都满座，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一般家庭的妇孺则都以一些浅显易懂的话来理解辛亥革命。
台盟前辈对辛亥革命印象很深刻。陈文彬曾经说过，当时上海发行了对开的和四开大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画像和武昌起义的图片，在台湾城市和乡村都很畅销。他说当时他8岁，在家里看到一张彩色图，他母亲告诉他：“清朝已经倒了，咱中国没皇帝了，是个共和国了。”并说了孙中山的故事，“这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半个世纪后还能明显地回忆起来。”王万得说：当时台湾社会各阶层人民，连一般家庭妇女和儿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了，人们把这个重大事件概括为三句话：“‘漩桶’已经退位，孙逸仙作了大总统。”“漩桶”和“宣统”二字谐音，是“尿桶”的土语。台湾人民故意把“宣统”读成“漩桶”，以表示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痛恨和蔑视。李乔松曾被乡民选为“保正”，因受辛亥革命胜利鼓舞，他把孙中山的大照片公开挂在“保正办公室”墙上，并经常教育子女：“咱们是中国人，祖国是中国，要有骨气，要有民族气节。”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台湾人民对祖国充满了渴望。澎湖渔民章吉辅闻知，于1911年10月19日驾驶危舟，突破日军封锁，渡海到福建参加革命。后来，又有一批投效祖国者，他们先后加入福建驻军孙道仁部队。当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后，台湾同胞也出资出力给予大力支持。1913年，台湾雾峰林家的林祖密毅然决然放弃了台湾庞大财产、低价变卖了田地，向日本驻厦门领事署申请放弃日本国籍，再向中华民国内政部申请恢复中华民国国籍，成为第一位恢复中国国籍的台湾同胞。1915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祖密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州，倡导护法，林祖密在闽南响应，并被孙中山委任为闽南军司令，负责闽南护法军事的进行。林祖密受命后，即设秘密机关于鼓浪屿，派人到各县、市布置。1925年7月2日，被驻扎在漳州的孙传芳部所围捕，于同年8月23日慷慨就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听到消息振奋不已，他写道：“内渡十七年，无若今日快心者”；认为“革命家从此推翻清室，建立共和，贤能在位，诚意振刷，则洗雪国耻，恢复故土，可指日计”。当时两广总督张鸣岐妄图在广州挣扎，丘逢甲挺身而出，力主拥护共和。孙中山在上海第一面见到丘逢甲就说：“丘先生在台，建立共和，无人不知，我与你神交二十年，今日获见，大慰平生。”丘逢甲还与胡汉民、伍廷芳等分别对寓居在沪的广州、潮州、嘉应、肇庆各属同乡富商募集民国开国盛典的款项，一共募得70余万银洋，使得中华民国的开国大典顺利举行。1912年1月，丘逢甲作为广东代表，赴南京出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会议，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也是46名出席会议中唯一的台湾省籍代表。
为缓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同盟会会员翁俊明等大力号召台籍人士慷慨解囊，很快就筹集到2400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翁俊明与培养细菌成绩最好且有实践经验的同学杜聪明，携带藏于温水瓶内的霍乱菌前往北京，企图投入蓄水池毒杀袁世凯。1913年秋，翁俊明、杜聪明经日本神户转赴北京，临行时举行了悲壮的宣誓仪式，并各留血书告别父母。两人到达北京后伺机行事。他们打听到袁世凯让人将一条长达数十里的水管深埋地底，把玉泉山的泉水引到住处饮用。他们通过店员到达玉泉山后发现袁世凯专用水管四周警卫森严，翁俊明急中生智，叫上杜聪明怀抱藏于温水瓶内的霍乱菌一起跑向水源头，在场的北洋军卫兵目瞪口呆。翁俊明用腰力突然将上半身往前一挺，就此假装脚下一绊，将整个身躯向前扑倒，在大批北洋军卫兵的惊骇莫名注视之下，将大部分的霍乱菌毒液流入水源头。此时，北洋军官一定要追查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翁俊明说里面装的是饮料，并当场喝了一大口，这才安全离开。此次暗杀因药效不够，计划失败。翁俊明失望至极，只得化名离京返台。翁、杜二人的计划虽未成功，但显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革命运动的热烈响应，对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赤胆忠心。
辛亥革命鼓舞了 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
辛亥革命极大鼓舞了台湾同胞，他们又密谋开展了一系列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12年3月，台湾南投刘乾、林启祯响应辛亥革命，联络民众，建立秘密组织，袭击日本林杞埔警察厅，激战7天。6月，嘉义农民黄朝、黄老钳获知辛亥革命胜利，号召乡民起来驱逐日寇，惨遭杀害。9月，南投陈阿荣又一次建立抗日组织，聚集起数百人，事败后被捕入狱。这些斗争是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以“驱逐日寇，光复台湾”为目标，它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粟起义规模和影响为最大。
罗福星（1886-1914），字东亚，号国权，客家人，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蓝坊乡大地村，生于印尼雅加达，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广东蕉岭“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之一。少年时期始终怀着为国雪耻、振兴中华的抱负。1903年，随祖父迁台，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于1907年返回广东故乡，并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事业。自革命之日始,孙中山就将收复台湾作为革命目标之一。1912年元旦,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向中外记者明确表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1912年5月，孙中山对罗福星谈道：“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但为大局着想，必须讲求方法，基于种种原因，自己不便出面，亦不宜直接过问。可以去见闽督孙道仁，将来如需军火，可电告闽、粤两省都督，自会全力支持。”这对罗福星是极大鼓舞。1912年12月8日，罗福星与抗日志士来到台湾，筹划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台湾同胞遭受异族统治的命运。
1913年3月15日，罗福星在苗栗召开各地抗日志士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列举日本殖民统治者的21条罪状，号召台湾同胞团结起来配合辛亥革命，驱逐日寇，光复祖国河山。罗福星在宣言中说：日本据我台湾，于兹十有九年，而人民受害匪浅。今日剥我皮肤，四五年后削我骨肉，八九年后必吸我骨髓矣！哀哉！吾台民！慨自日本之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日本苛政，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诸君甘心受此苛政之下乎？《大革命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暴虐统治的罪行，斥责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血腥迫害和残酷掠夺，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配合祖国革命，开展抗日斗争。《大革命宣言》散发后，受到全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极大鼓舞了与会的抗日志士，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和注意。
当罗福星等人积极筹备苗栗起义时，正值宋教仁被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北洋军对南方各省的控制，孙中山和革命派的许多重要人物被迫流亡海外，不仅革命形势出现危机，也使罗福星等人期望中的大陆支援化为泡影。罗福星等人遂决定以岛内革命力量为主要依靠，积蓄力量，准备起义。在罗福星等人的组织与影响下，台湾中南部相继发生了4起抗日事件，分别是南投事件、新竹事件、台南关帝庙事件、台中东势角事件。罗福星领导的上述抗日武装起义使日本殖民统治者极为震惊，他们开始从南到北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搜捕。1914年3月3日上午9点25分，在台北监狱绞首台上，罗福星泰然受刑，年仅28岁。他为争取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谋求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临刑前，他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故意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8个字嵌于句首，以此颂扬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
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
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
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苗栗起义虽因寡不敌众而以失败告终，但其不屈不挠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暴政，在台湾播下了心向祖国、恢复台湾的革命火种。继苗栗起义后，从1913年到1915年，林圮埔、黄朝、罗阿头、余清芳等人先后在南投、嘉义、台中等地展开了抗日反殖民地的武装斗争。这些斗争是辛亥革命在台湾的继续和延长，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由此在台湾得到发扬光大，为最终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回顾这段光辉的历史，辛亥革命与台湾同胞步步相随、息息相关，台湾同胞从未缺席。
(作者工作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