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裕

三件中国古代青铜鼎中的经典之作子龙鼎、大盂鼎与大克鼎日前联袂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三件重器与其他近40件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一并参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并结合陶范、全形拓，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呈现商周青铜礼仪文明的源远流长。

子龙鼎、大盂鼎与大克鼎

联袂亮相

商周时代青铜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圆鼎之分，圆鼎出现较早，流行时间较长，数量也较方鼎更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型方鼎后母戊鼎、杜岭方鼎是为人熟知的镇馆之宝，而其所收藏的圆鼎翘楚则非大盂鼎和子龙鼎莫属。加上此次应邀参展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大克鼎，三尊大型圆鼎联袂亮相，全面呈现青铜圆鼎的深厚内涵和文化魅力。

其中，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练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同样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大克鼎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近40件商周时期

青铜礼器集中呈现

青铜鼎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由注重酒器向注重食器转变，鼎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鼎成为最重要的礼仪性食器。贵族的等级地位越高，所使用青铜鼎的规格也就越高。西周中期之后，在祭祀和宴飨时配合使用鼎与簋的制度更加具体，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青铜鼎由此成为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国之重器。

除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件青铜大圆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之外，展览还汇集了近40件商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其中重点文物有南宫柳鼎、禹鼎、爯鼎、任鼎、柞伯鼎等。

其中，南宫柳鼎传为陕西宝鸡虢镇出土，这件西周圆鼎腹内壁铸有铭文8行79字，记述了某年五月甲寅日，周王在康庙册命南宫柳为“西六师”牧人、场人等职官。“西六师”是西周王朝以西土贵族集团为主组成的军事组织，为商末周初克商的主力。据《周礼·秋官·司徒》记载，司徒下辖“场人”“牧人”等职，掌管军队的后勤补给。

禹鼎出土于194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镇任家村窖藏，该鼎为较深而倾垂的圆腹，最大腹径近底部，折沿上有双立耳，三蹄足。口沿下饰六组分解式窃曲纹，腹部饰一周波带纹，足跟处饰兽面纹。这种立耳垂腹鼎是西周晚期常见的鼎制之一，窃曲纹与波带纹的搭配也是西周晚期流行的纹饰布局，与大克鼎、小克鼎相似。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0行208字，记述禹的家世、周王朝统治危机及禹在危机中立下军功等历史内容，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任鼎颈部的纹饰带是西周中期具有代表性的窃曲纹。任鼎与大盂鼎对比来看，其上逶迤扭曲的姿态依稀透露出西周早期兽面纹的影子。窃曲纹得名于《吕氏春秋·适威篇》中“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是后世文献中对商周时期青铜器装饰纹样最早的定名之一。窃曲纹实则是对兽面纹进行解构与重塑形成的抽象纹样。

特别的是，在展示形式上，得益于科学的文保措施和精心的展陈设计，本次展览聚焦精品文物，营造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效果，此次展览以图片、拓片、多媒体等多种手段，着力呈现更加多元、更加清晰的铭文面貌。此外，展览还以释文、译文等方式，全面解读大盂鼎、大克鼎、子龙鼎等代表性重器的铭文内容，让观众了解古代文字，读懂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