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培
《彭子冈文集》面世了。女儿徐东为了出版父母徐盈、彭子冈的作品，真是费尽了心血。十多年来，她为了搜集、整理、研究父母的旧作，跑遍了图书馆，上网寻索，向研究徐盈、彭子冈的专家求教。她收集了父母在不同时期不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然后编辑成集，出版成书。她先后编印了《回忆徐盈与彭子冈》《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家国萦怀不计年》三部有关父母的著作。
《彭子冈文集》的出版，让读者们进一步看到了彭子冈作品的全貌，更感到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记者、作家。也让我们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忠于职守、服务于人民。
供职大公报社
徐盈、彭子冈是名记者、名作家，我早闻他们的大名，聆听教诲还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我和他们的儿子城北是高中同学，同届不同班，在校时未曾交往过。1965年年初，住在同院的冯亦代先生告诉我，城北把作家浩然的《艳阳天》改成了六幕戏剧，他看了，很不错。他知道我认识浩然，希望我拿给浩然看看，我欣然应允。浩然看过剧本，也认为很好，立刻拿给一家剧团，希望能够上演。从此我就和徐家有了来往。
不久，城北去了新疆，我还常到他家看望。徐东当时还是个腼腆的中学生，很少看见她。偶尔见面，她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而已。徐盈和彭子冈都是忠厚、慈祥的长者，长期服务于大公报社。1938年，抗日战争暴发后，他们在武汉经胡绳等人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彭子冈中学时代就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发表文章，并多次获奖。后来任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主办的《妇女生活》杂志编辑和《大公报》记者，更是佳作迭出。在胡愈之、邹韬奋诸革命人士的帮助、鼓舞下，她的思想一天比一天进步。
1936年，彭子冈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并写了《伟大的伴送》一文，得到报界人士好评。1937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无理逮捕了沈钧儒、史良等坚决主张抗日的7位爱国人士，酿成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25岁的彭子冈化名小梅，冒称“堂妹”前往苏州看守所探望了史良律师，写出了抨击国民党无理迫害爱国人士的文章《堂姐史良会见记》，发表在《妇女生活》杂志上。
1938年武汉失守，徐盈、彭子冈夫妇到了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彭子冈利用大公报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各方面人士。她不畏艰险、亲临前线，访问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写了《张自忠将军会见记》一文，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细致描述了张自忠的言行举止，生动地表现出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彭子冈坚决抗议日军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因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对新闻检查很是苛刻，她就把锋芒尖锐的文章寄到桂林《大公报》发表，帮助人民了解大后方的情况。
1945年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彭子冈到机场迎接，并写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四十四天的毛泽东》。她写出了近距离观察毛泽东的所见所闻：“他平静、沉着，与人交谈自然、坦诚，常用语是‘和为贵’，有时也很幽默、风趣。他喜欢抽烟，会跳舞，处处显示出大政治家的风采。”这两篇文章简练、质朴，很有特色，不少专家认为：文章的思想和文风至今仍不失为新闻写作的范例。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彭子冈采访了刚解放的华北名城张家口，并写出了《张家口漫步》一文，连载于天津《大公报》上。文中写道：“城市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民主气氛，人民安居乐业，作家、学者们都心情舒畅地积极工作。”她告诉广大读者，共产党不但能治理农村，也能管理城市。
解放战争开始后，彭子冈连续发文揭露国民党的罪行，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国民党当局对她又恨又怕，一次采访时，国民党高官蔡文治指着她怒问道：“彭子冈，你的文章太有煽动性，你是共产党吧？”她响亮地回击：“承蒙高抬，你过奖了，我还不够格。”国民党要大公报社解聘彭子冈、徐盈，报社以拖延应对。
报道新中国新气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子冈非常高兴，她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她要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彭子冈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任记者，她到处采访，写了不少报道新国家新气象的通讯。
当时，大型工程官厅水库正在建设中，她来到工地，深入到群众中访问，连续写了几篇好文章。最使我感动的是《官厅少年》，她把年仅16岁的主人公严春富写得那么生动、可爱。一个既朴素又诚挚的少年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严春富热爱家乡，更热爱他工作的官厅水库。他对自己认字少不满意，彭子冈鼓励他不要着急，努力学习，自然会有文化的。记者赢得了少年的信任，他敞开了心扉：“他喜爱画画，他要学会骑自行车，要争取加入共青团，要做一个好工人。”彭子冈坚信严春富的美好理想一定能实现。
1955年1月，彭子冈任新创刊的《旅行家》杂志的主编，她团结编辑部同仁，力争把杂志办成全国最好的刊物。她采访名家沈从文、吴祖光、姚雪垠、徐迟、黄裳、靳一等，约他们写稿，为他们写稿，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当时我在中学读书，老师、同学们最爱看的刊物就是《旅行家》和《新观察》。
彭子冈认为，旧社会，新闻工作者应该和全国人民一道，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启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闻工作者应该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各方面的先进人物，批评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这样才能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
彭子冈不赞成整人运动，尤其讨厌风派人物。因为她敢于坚持真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免不了倒霉。1957年，徐盈和彭子冈虽然处于逆境中，但通过他们的言谈，看得出他们都是心胸坦荡、待人诚恳、知识丰富、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受到冲击，后来又去了干校。徐东也下乡插队。后来，他们都回到了北京，徐东也分配了工作，我和他们的来往又多了起来。
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不少在社会上听不到的消息。他们对革命事业仍然抱有坚定的信念，也都很热爱周恩来总理。彭子冈伯母不止一次谈到，周总理日理万机，太劳累了。得知周总理病重后，她更是难过，几次告诉我：总理瘦得不到80斤了，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她为周总理病情痛心，更为国家前途担心。
《彭子冈文集》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徐盈、彭子冈都得到平反。彭子冈重任《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可惜她的身体已很不好，但仍然很关心她精心创刊的杂志。她不仅写稿、改稿，还在儿女的搀扶下拜访老朋友、老作家，向他们约稿，还给年轻作者看稿，帮助修改、刊登。我曾经帮助朋友办了一个刊物《成人写作》，向彭子冈约稿。她已病得厉害，但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在儿子城北的帮助下，她写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
彭子冈的作品大部分是通讯报道。她笔锋锐利，感情真挚，文笔俊逸、清丽，极有感染力，不仅具有新闻性，亦是很优美的文学作品。至今读起来，仍是美好的享受。
彭子冈几十年的记者生涯和她取得的卓越成绩，赢得了读者和专家们的好评。著名报人徐铸成说：“我觉得子冈的文章，除立场、观点正确外，文如其人，爽直、豪放，而细密处丝丝入扣，绵里藏针，皮里阳秋，所以当时吸引广大读者，篇篇耐人寻味，是富于战斗效果的传世之作……”诗人、作家袁鹰说：“她的笔，她的作品，她的心，她的全部的爱，都留给人间，留给我们……”
彭子冈逝世33年了，徐东也年过七旬，身患多种疾病。她退休后全部精力都用于搜集、整理、研究父母的遗稿，先后出版了父亲的文集和纪念文集，今年又出版了母亲的选集《彭子冈文集》。徐东继承了父母的文才，她写了不少与父母有关的文章，发表在内地和香港报刊上，对帮助年轻一代了解她父母所处的时代大有裨益。
《彭子冈文集》的开篇文章《母亲的风格》出于徐东的手笔，概括了彭子冈的一生和她为人为文的风格：对敌人像雄狮一样勇猛，对人民充满了无限的爱。正像名记者戈扬所说：“使我纳闷的是，彭子冈，在国统区战斗了十多年，她的那支笔，她的采访行动，曾使反动派丧魂失魄，人们总认为她是一个多么厉害的女记者，原来却是如此的朴实、诚恳、温柔、可爱，有时还有点傻乎乎的，天真得像个孩子。”
（本文作者为北京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