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意亮

抗日战争时期，路易·艾黎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人民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查尔斯是谁？

刘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奉命到西安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工作。西安事变后成为中共代表团的“大管家”，是在隐蔽战线立下了功勋的统战功臣。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在艾黎家住过的有：左尔格情报小组成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而刘鼎（原名阚思俊）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的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1935年的一天晚上，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带来一个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他将在你们这暂住一段时间”。于是查尔斯成了艾黎家的一员，后来艾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处境窘迫，暂居艾黎家的这段时间给了他很好的休整时机，同时也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艾黎在消防处工作，配有公务车，这给了刘鼎等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人士很好的掩护。

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国民政府和上海租界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吃紧。路易·艾黎担心家里来往客人多，刘鼎会引起注意，就将他送到宋庆龄在法租界住处。在此期间，刘鼎同宋庆龄有过几次交谈，他的留学经历和在上海的工作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推荐他到东北军工作埋下了伏笔。

1936年3月初，史沫特莱受宋庆龄委托到路易·艾黎家找刘鼎，告诉他有位朋友约其在法租界内一家咖啡馆见面，有要事商谈。这位朋友叫董健吾。原来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旧部，表示愿在西北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托旧部找到董健吾，并将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

在艾黎的安排帮助下，刘鼎见到了董健吾，一开始刘鼎心生疑虑，自己才刚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来，又要去抛头露面，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后经过仔细研究国际形势、东北军、红军在陕北的消息及张学良为人处世的特点后，决定接受邀请，路易·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

楼顶的秘密电台

与《红星照耀中国》

艾黎和同住的英国共产党员甘普霖为中共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住所底层设有一间小工房，为组织修理手枪之类的武器。他们又在家设置了秘密电台，与国内一些地方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络，发报机就装在顶楼。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情况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在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的两年间，斯诺努力学习中文，并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爱国革命人士，也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了接触。

斯诺来到中国的几年里，耳闻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心中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否真的如“南京政府”所说的是“流寇”？既然是“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红军呢？随着疑问的加深，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到延安这块神秘之地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并公布于世，让人们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然而要去延安采访，又谈何容易。从道路到通讯，各方面都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包围着。于是，斯诺决定于1936年4月赴上海向宋庆龄求助。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认识了在上海帮助地下党进行革命事业的路易·艾黎。两位国际友人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理念不谋而合，艾黎立即为斯诺提供了自己住处的秘密电台，把斯诺的想法通过秘密电台传达给陕北。

收到电文后，毛泽东作出决定，同意斯诺访问延安及对外界如实报道，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提高根据地的医疗水平。由此便开启了斯诺的“红色中国”之行。

此后，斯诺见到毛主席，了解到了真实的红色革命情况，并写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可以说，艾黎设立的秘密电台帮助打通了一条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红色革命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