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亲切的目光转向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人，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道：“我刚才看到这位老前辈，她就是我们的老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她今年90多岁了，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阵的感动。”习近平总书记还给在场的300多位与会者讲述了甘祖昌老人的故事，然后说道：“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至今半个世纪过去，看到龚老现在仍然弘扬着这种精神，今天看到她又当选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再次向龚老前辈表示致敬。”

习近平总书记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甘祖昌是江西省莲花县人，22岁那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从红色根据地井冈山起步，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接着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位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荣获过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

1952年春天，正在新疆军区担任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在检查工作返程时，乘坐的车子翻到了河里，身负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此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为自己的身体叹气，总觉得自己正当壮年，但为党、为国家做的工作太少了。

1955年，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一天，他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妻子理解他的心事，就说：“你有什么打算，就向组织说吧，无论怎样我都支持你！”

于是，甘祖昌不止一次地向上级打报告，请求组织批准他“解甲归田”，回江西老家去当一名普通的农民。

1957年，组织上经过研究，尊重和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一年的8月，甘祖昌带着家人离开部队，回到了老家莲花县沿背村。这一年，甘祖昌将军52岁，龚全珍34岁。

从一位穿皮鞋的将军，一下子变成了田地里的“赤脚大仙”，老家的乡亲们对甘祖昌的选择不能理解，觉得他“太傻”。

有的乡亲还“数落”他说：“祖昌哪，你穿着草鞋从沿背村跟着红军队伍走了，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又打赤脚回到村里来，那你那么多年的仗不是白打了？血不是白流了？”

甘祖昌听了，哈哈一笑，连忙解释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全国老百姓打江山的，为所有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可不是为了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和生活享受哪！怎么能说是仗白打了、血白流了呢？”

“那你成了将军，又回到村里来种田、打柴，不后悔吗？”

“后悔啥呢？共产党人的本色，就是永远要艰苦奋斗嘛！”

甘祖昌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打赤脚的种田人。他经常是连一双草鞋都舍不得穿，早上赤脚出门，晚上赤脚回家。甚至还在家里订了个“规矩”：孩子们也一律不准穿鞋下田。

这是什么规矩呢？夫人龚全珍和孩子们一开始也不太理解，更无法适应。特别是孩子们，一个月前还生活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里，吃糖果都要挑高级一点的，现在转眼都变成了打赤脚的“野孩子”。

过了好久，孩子们才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原来，赤脚不是为了省鞋。父亲是从小当放牛娃、打柴火出身的，懂得一个道理：在乡下，不会赤脚走路，就无法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就不能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龚全珍慢慢地也理解了丈夫的苦心，全力支持丈夫对孩子们的要求。很快，龚全珍也从一位“将军夫人”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和丈夫一起，用艰苦朴素的好家风，默默地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和做人。

从此，孩子们对父母亲的选择和教导，都更加理解和敬重，脚踏实地地跟着父亲、母亲不断学习各种农活技艺，踏踏实实当起了农民。

甘祖昌回到老家后，始终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一心一意帮助乡亲们排忧解难。在他的生活里，没有“享受”二字，只有“吃苦”和“奋斗”。他每次到北京开会，总是“上车前一碗面，车上一碗面，下车一碗面”，靠着简单的三碗面，就到了北京，从无例外。

有一年，他获知有一个水稻优良品种叫“清江早”，生长期只有70天，很是高兴，就对乡亲们说：“全县有一万多亩秧田，要是种上‘清江早’，正好赶上种晚稻，亩产五六百斤，就可增产五六百万斤哪！”

他到处打听，在哪里能买到“清江早”的稻种，技术员说是清江县（现为樟树市）农科所里有。甘祖昌说：“好，你跟我一起去，马上走！”技术员说：“清江火车站离县城七八里路，要不和县委联系一下，请他们派个车？”甘祖昌说：“七八里算什么？走着去！不要给人添麻烦！”

那天不巧是下雨天，甘祖昌的布鞋上沾满了湿泥巴，赶起路来不方便，他索性脱掉鞋子提在手上赶路。那个年轻的技术员怎么也无法把这位甘爹爹和“开国将军”联系在一起。

甘祖昌务农的沿背村，耕地多是冬水田，平均亩产总是很低。他带着乡亲们用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给农田开沟排水，使粮食亩产提高了50%。为此，他还被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为研究员。

后来，他又带着乡亲们经过多年奋战，在家乡修建了一座浆山水库和好几条灌溉水渠。水库建成后，他又和技术员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有了发电站，附近的村子家家户户都有了电灯，从此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乡亲们欣喜地说：“这电灯的光亮，是老红军给我们送来的哟。”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又找来工程师，带着乡亲们，冒着严寒，顶着酷暑，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地苦干了三年，在家乡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这时候，他的孩子们也都慢慢地长大成人了。孩子们从父母亲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中，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共产党人的“一生为党、一心为民”，什么是艰苦朴素的“清白家风”。

孩子们成年后，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新中国的开国将军，是国家和人民的功臣，而向组织要求什么“特殊的照顾”。

至今，甘祖昌和龚全珍的后辈，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清清白白地做人，从来也没有给父亲和母亲“抹过黑”。时间长了，他们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几乎没有谁知道，他们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的后代。

甘祖昌有个孙子，名叫甘军。甘军19岁参军入伍，21岁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24岁转业回到家乡的工商部门工作。

无论是在部队里，还是转业到地方的普通工作岗位上，甘军一直把自己的爷爷是新中国开国将军这个秘密，深深埋在心底，踏踏实实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还主动要求到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

一直到2010年12月中旬，甘军的一位领导接到一个电话，特邀甘军参加甘祖昌将军塑像落成仪式，大家这才知道，甘军是老将军的嫡孙。这个秘密被甘军隐藏了十几年。

在部队服役时，有一次，甘军因公负伤，撞伤了右眼，被确定为三等乙级伤残。但他从来没有对领导和同事提起此事，大家都以为他是因为近视才戴眼镜的。

甘军在谈起自己一直坚守的这两个“秘密”时，这样说道：“我很平凡，爷爷教育我，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坚守信念，而不是对组织有所要求。在我心中，爷爷就是一盏明亮的灯。”

是的，甘爷爷不仅是嫡孙甘军心中的一盏灯，也是江西老区和全国的干部、百姓心中的一盏不灭的灯。

“革命后代，将军传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这是江西省萍乡市工商系统的同事们赞美甘军的16个字。这16个字里，也包含着对一种高尚和美好的家风的礼赞。

1985年，甘祖昌老将军的旧病复发了。新疆军区首长派人来慰问，提出要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栋房子养老。甘祖昌听了，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道：“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老病势转重。弥留之际，他还不忘给家人交代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春天，甘祖昌老人在故乡莲花县逝世。他没有为后代留下任何物质和金钱的遗产。他回乡29年来，每月的工资除了维持一家人最低标准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尽量节省下来，用在为家乡添置和建设各种农业和水利设备上了。仅是有据可查的数字，甘老陆续捐献给家乡的现金，就有85780多元，占他工资的70%以上。平时他为乡亲们救急解难拿出的钱，更是无法计算了。

甘老去世后，老伴龚全珍遵照丈夫的遗愿，继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也从来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来，她当上了乡村教师，就用教书育人的方式，倾尽自己的所有，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排忧解难，在山区孩子们幼小的心田里播撒知识和美德的种子。

几十年下来，龚全珍自己早就记不清，她帮助和劝回过多少辍学失学的孩子，为多少个贫困家庭的学生一次次默默地交了学费。

（作者系湖北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