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庆祝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人民政协报社从历年出版的文史资料中，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回忆文章重新编发，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创新成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原按：共产党员刘清扬同志是天津市人，回族，生于1894年。青少年时期，她就接触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组织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参加周恩来等同志发起组织的“觉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九一八事变后，投入抗日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又在香港、桂林等地参加反 蒋抗日的斗争。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在民盟北方区委工作。1948年10月进入华北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政务院、河北省人民政府、全国妇联、北京市妇联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版天津学生 联合会会刊

在天津，五四运动是由两部分人鼓动起来的。一是天津学生联合会，都是男学生；二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青年。当时在青年妇女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认为爱国运动应该是男女并肩作战。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人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郭隆真、邓颖超。

我是女师的校友，当我去女师母校探听消息时，他们正在进行发起女界爱国同志会筹备会，因而郭隆真把我也组织了进去。郭隆真当时响应五四运动非常积极。因我在女师读书几年，校友关系很好，郭隆真便提议选我当会长。副会长是李毅韬，她能说，能写，很能干。宣传部的正副部长是郭隆真和邓颖超。女界爱国同志会团结的力量很广泛，在妇女界搞得有声有色。

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是谌志笃，副会长是马骏。马骏有讲演的天才，有号召鼓动的能力。在天津，当时的五四运动，就是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两种力量走在前面的。

周恩来同志是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的，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天津的五四爱国斗争初起时，他未在天津。运动步步深入，大家对斗争的要求逐渐提高了，对于专搞抵制日货和仍用一般的救国口号，不免觉得贫乏、单调。同时，反动统治者一再镇压学生运动，总压不下去，便使出新花招，通令各校提前放假，学生一律回家，让学生家长管制学生。

这种阴谋在当时是有一定效果的，一些青年学生发生了动摇。他们说：曹汝霖等已经罢免了，巴黎和会也拒绝了签字，没有什么可斗争的了。这时马骏等估计将发生对学生斗争的不利形势，认为应该出版一种能鼓动青年学生斗争的刊物。

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到了天津。周恩来同志回来了，马骏等非常高兴，就去找他，说明学生运动的情况和急需创办宣传教育的刊物，并请他主编这个刊物。

周恩来同志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学生联合会的第一期会刊就出版了。在会刊上深入地分析了国家的形势，指出爱国斗争不是短时期的事，针对群众情绪，提出了救国奋斗的长远大计，并揭穿了反动统治者要各校提前放假的阴谋，指出学校是学生的大本营，坚决不能离校。

这个刊物出版后，不但学生们爱看，各界群众也争着阅读，因此，它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学生联合会坚持斗争的策略稳定下来，使斗争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说，天津学生联合会坚持斗争的中心思想和战斗策略都是周恩来同志提出来的。周恩来同志是一个强劲的组织者，我们一些人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

组织觉悟社

1919年8月23日，我们天津派了十个人到北京，联合北京学生联合会举行第二次请愿。第一次请愿是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经过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请愿是山东派代表来天津，要求支援山东爱国斗争而策划进行的。请愿的目的是要求惩办在济南枪杀爱国群众领袖的山东镇守使马良。

我们事先曾估计这次斗争不容易取得胜利，因为反动统治者总是官官相护的，因此决定兵分两路，先派一批人去北京请愿，留下马骏等一批人作后继支援。天津的请愿代表联合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共25人，到新华门前请愿，当天代表们即遭逮捕，并几乎被枪杀。代表被捕后，马骏带了一批人前去北京营救，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大示威，得到了全国的声援。

8月30日，被捕的人们终于被释放，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同学们感到需要创办比学生联合会会刊更具革命性的理论刊物，于是在8月底9月初作出决定创办《觉悟》。但以什么组织来领导刊物呢？因而于9月16日便有“觉悟社”的正式成立。

“觉悟社”最初只有20人，完全是由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主要领导人联合起来的，根据男女平等的精神，在20人中男女各半（当时是有点幼稚的平均主义）。“觉悟社”的思想领导人是周恩来同志。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共同学习革命理论。经费是共同出钱。而且大家生活在一起。

有些青年向往这个组织，要求参加，但我们对加入“觉悟社”的要求很严格，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善于领导群众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才能成为社员。其他要求加入的人都称之为社友。

“觉悟社”的组织形式是委员制，用抽签的方法，按抽到的号头排列。当时预备了50个号头，结果年纪最小的邓颖超同志抽了第一号，因而她将原名改为“逸豪”。周恩来同志是五号，叫“伍豪”，马骏同志是八号，我抽了个二十五号，隐名“念伍”，李毅韬是四十三号，改名为“峙山”，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谌志笃是五十号，隐名“伍零”。

“觉悟社”的成立，初次打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实行了男女合组。社会上虽然有些流言蜚语，我们不管这些无聊的攻击。但为了表明我们是真正的革命组织，不给人们以借口，社员之间的生活很严肃，不能随便谈恋爱，决心把“觉悟社”办成走向觉悟道路的先锋组织。

“觉悟社”成立后，就报告给李大钊同志。9月21日李大钊同志来天津，给“觉悟社”的成员讲了话。他赞成我们打破封建的男女合组，赞扬我们的革命意志，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为建党准备有利条件

天津的学生运动，因为有了核心，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当时反动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决心镇压学生运动，我们就发动了“双十”示威，以先发制人。这次示威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员作先锋，郭隆真、邓颖超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显示了妇女的坚强力量。通过大示威，终于把杨以德的镇压企图打下去了。

为了扩大群众的斗争力量，不久由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联合发起，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使群众运动的力量更加雄厚。

在组织妇女方面，天津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组织很广泛，其中有天津各校的女学生，还有各界妇女，也包括一部分家庭妇女。会员年龄由十三四岁到60多岁。其中的女学生，经过“双十”斗争，加入了改组后的学生联合会。这时，年仅16岁的邓颖超担任了学生联合会的宣传部部长。但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个组织仍然存在，以利于团结各界妇女，继续并肩战斗。

在学生运动中还有一个组织，叫“新生社”，是官立中学的韩致祥（韩麟符）、于方舟等人组织的。于方舟为人老实，温厚，冷静，肯埋头苦干。韩致祥有能力，但作风漂浮，好出风头，他和一个女学生谈恋爱，大家对他不满意，因此在“觉悟社”成立时，大家讨论决定未吸收他，于是韩致祥在官立学校成立了“新生社”。“新生社”是要求进步的组织，但它要求个人自由主义，要求个人生活上的解放。而“觉悟社”则实行集体主义，以走向远大的前途。这两个组织是兄弟关系，互相帮助，不是对立的。

此外，还有一些群众组织。五四运动后，有人写了一篇《数年来天津学生社团的盛衰小史》，文章记载了7个社团组织。其他这些组织都成立在“觉悟社”“新生社”之后。“真社”是姜航若搞的，那时他任南开中学的学监。他们出了一个刊物叫《新生命》，共出了5期，宣传乌托邦社会主义。姜航若是个投机分子。他曾瞎吹说，共产党是他和李大钊同志发起的。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他当了汉奸，新中国成立后曾被劳动改造。

当年支援学生运动的，还有个《新民意报》，这是我的三哥和南开中学的教员马千里共同办的。马千里同情学生运动，他们在《新民意报》上宣传爱国思想。

当时，天津的进步组织与《新民意报》都有密切联系。后来此报被张作霖封闭。我三哥把机器搬到义庆里，成立了“新民印字馆”。在国共合作时期，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印刷刊物、文件和传单。义庆里党的机关被发现时，我三哥烧了许多印刷品，设法逃出，隐蔽起来。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还有个“救国十人团。”这个组织是比“觉悟社”“新生社”还早的群众性组织。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日本在天津设立了许多洋行。人们有好奇心理，喜欢洋货，吃的、穿的、用的多是外国货，认为外国货既便宜又美观，但不懂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以，在五四运动中，爱国的青年学生就广泛宣传抵制日货，这是最深入人心的实际斗争。当群众对这个斗争有了了解后，就从商店店员开始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

“救国十人团”所以首先由店员发起的原因，是要在商店内监督老板不贩卖日货。由十个互相熟识的店员约定，谁也不买日货，然后这十人再分别各联系十人……这个组织是一种连环套的形式，他们群众基础很广泛。总团长是天津国货售品所经理宋则久。钟嗣庭当过领导“救国十人团”中五百团的团长。“救国十人团”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奸商，阻止奸商贩卖日货，劝阻人们购买日货。它除积极抵制日货外，还曾发起过“储费”，作为反帝爱国基金。因此，它在五四运动中起了深入团结群众的作用。对广大店员也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总的来说，五四运动在城市知识阶层中的工作是深入的，对工人阶级的工作薄弱一些，对农村的工作就更差些。但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却培养了大批革命的骨干，也打下了群众斗争的基础。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天津建党

1920年7月，天津“觉悟社”决定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和我出国学习。9月间周恩来同志先出国了。

周恩来同志离开“觉悟社”后，李大钊同志与“新生社”的于方舟、韩致祥建立联系，这两个人都入了党，成为党的干部。马骏何时入党，不大清楚。1922年（或1923年）他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回到东北吉林省宁安县，在宁安育文中学当英文教员，并在铁路工人中搞地下工作。根据这种情况，估计他可能是在中学毕业离开天津前就已入了党，由李大钊同志派往东北工作的。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英勇斗争的能力，李大钊同志是深知的，而且他和李大钊同志的往来也很密切。

李大钊同志派马骏开展东北党组织的工作，派于方舟开展天津党组织的工作。还通过五四时期的一名叫郭维海的学生，联系上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的工作。还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就开始了与长辛店铁路工人的联系。那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郭维海，为人忠厚朴实，他的父亲是长辛店火车修配厂的职员。我们在天津成立各界联合会时，就派郭维海到长辛店成立各界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长辛店地处北京附近，因此，组织长辛店的工人参加了北京的许多斗争。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时，郭维海代表长辛店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上郭认识了张国焘（张国焘负责那次大会的组织工作）。

建党后，党就派张国焘和郭维海联系，计划开展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后又通过郭维海介绍邓中夏在长辛店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和业余补习学校。郭维海虽曾协助党联系并开展长辛店工人运动，但他并没有入党就病逝了，所以说长辛店的工作是李大钊同志联系郭维海这个青年打开的。1925年，北方区曾保送许多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骏也是其中之一，因而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陈独秀就把马骏从莫斯科调回，接替李大钊同志担负北方党的工作。

天津党组织的正式形成，是在1924年春天。五四运动后，在天津出现了许多进步团体，接着发展为青年团。如张太雷在北洋大学就成立过青年团，邓颖超和于方舟联系，也成立了青年团组织。然后又逐步形成了党的组织。

1923年底，我回国后到天津，通过于树德与李大钊同志接上了关系。这时邓颖超与李峙山在天津天纬路达仁小学教书（这所学校是由马千里建立的），他们曾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旅馆里租了一间房子。

大约在1924年2月间，邓颖超、于方舟等同志在这里召开会议，当时我也参加了。就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了天津党和团的组织，规定年纪大的为党员，年轻的为团员。邓颖超同志这时已成为党员了，担任妇女部主任。1925年夏，邓颖超到广东开会，由王贞儒（卓吾）接任妇女部主任的工作。天津党正式建立后，党的机关设在普爱里和义庆里。

不久，我奉李大钊同志派遣，赴广州工作。

（本文为1960年3月河北省党史编委会驻京小组访问记的部分内容。原标题为《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经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整理，小标题为本次摘发时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