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企业与政府要共同应对外贸成本上升
记者：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增长势头，但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短期迅速升值，海运运费上升等因素给外贸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面对外贸领域种种挑战，您认为我们应如何应对？
孙毅彪：据海关统计，我国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14.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2%，比2019年同期增长21.6%。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此外，前5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4.78万亿元，增长31.9%，占出口总值的59.5%；第一季度国内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1%、12.7%，这也说明我国国内产业与外贸转型升级正在稳步推进。
当然，境外仍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外部市场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几个月来大宗商品价格、航运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也给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来化解风险。
对于企业而言，价格、汇率的变化受到国内外供需关系、货币资金流动、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其本质上是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因此，短期看要加强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和对汇率避险工具的利用；长期看要充分认识到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企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外贸企业无论是生产型、贸易型还是产销兼营的，都需抓住当前国内需求升级的机遇，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从产品、服务、品牌、标准、渠道、消费者需求等诸多方面积极培育市场的竞争优势，为深度参与“双循环”做好准备。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一是要提升政策对外贸企业的服务与支持。顺应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继续降低关税，扩大降税品种范围；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进口有关先进科研和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不断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实施税收担保；继续清理简化监管证件，减少口岸审批事项，取消不合理收费；加强口岸各部门联网协作监管，优化“双随机、一公开”作业模式，推进全流程无纸化，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能。
二是推动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实施差异化产业和税收政策，提升加工贸易科技含量和质量档次，既确保我国传统和中高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份额，又着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国内需求。与此同时，要落实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在内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知识产权保护、销售渠道搭建、投融资支持等方面采取措施，推动出口转内销、外需转内需。
三是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加大外贸领域的金融和外汇政策支持；加强对市场形势及汇率情况波动的监测，及时引导企业适应市场形势；引导金融机构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风险可控的有效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汇率避险产品。
四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按照“十四五”规划新要求以及国家对多式联运的总体规划部署，从基础设施、法规标准、技术水平、治理能力等方面尽快拟定针对性的方案，解决国内和跨境多式联运中相应的短板和问题，畅通国内外市场“双循环”。
电商平台全球化脚步要提速，争取多建海外仓
记者：当前，数字贸易在我国的发展迅猛，这种热度也正朝着跨境方向发展。比如我国电商平台自造节日“618”，很多境外厂商和消费者同样希望分得中国数字贸易一杯羹。而据我们了解，当前限定我国数字贸易加速前行的绊脚石包括但不限于3个——营商环境有待提升，无论是我们出去还是别人进来，门槛都不低；数字安全心里没底，国内尚有数据“烟囱”与“孤岛”，跨境电商数据产权归属亟待有个说法；硬件具备人才不够，境外市场开发困难。围绕这些问题，您有怎样的建议？
孙毅彪：加快发展数字贸易，能够催生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有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围绕这一问题，我有3条建议。
首先，要加快外贸数字化转型：一方面继续做大做强数字化驱动的货物贸易，比如加大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建设更多的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拓展海外市场，推动国内和“一带一路”沿线多式联运发展，打通跨境物流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要补齐数字服务贸易短板，尤其是针对疫情下全球生产生活正向数字化转型，远程医疗、数字教育、娱乐等新兴数字服务业态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第二，要积极参与制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应坚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体制下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化要求、数字产品或服务的税改、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各国普遍关注议题的研究和规则制定。同时，探索以数字证书互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较易达成的目标为起点，在“一带一路”等区域范围内推动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新型贸易规则谈判，探讨建立数字贸易合作机制及纠纷解决机制。
第三，要持续推动数字贸易安全与便利。要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明确准入清单，吸引更多数字跨国公司来华经营。要建立完善数字产品和服务各个环节中数据流动和数据保护规则，发挥数字产业在技术知识、行业生态、人才储备等方面的溢出效应。此外，要健全口岸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交换机制，规范统计口径；简化监管程序，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网络安全、数字贸易统计与税收等领域前瞻性研究；加快反垄断、公民隐私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提升我国跨境网络交易安全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
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
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之下的供求关系
记者：当前，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交织，但在这种局面下，1-5月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了38.9%，高于对外出口的平均增长，另外中印贸易额大增70%。中美和中印关系都是这两年震荡幅度很大的，而贸易又都逆势增长。基于上述背景，展望今年“下半场”中国外贸走势，您认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领域、哪些问题？
孙毅彪：无论国际局势和外部环境如何变迁，我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做好做强自己的事。今年下半年，随着基数效应减退，我国外贸增速可能放缓，但由于我国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巨大的市场、可靠的基础设施与产能配套，使得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根据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我认为下半年需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当前，虽然我国主要贸易城市营商环境各项指标得分呈上升趋势，但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依然存在差距，尤其存在信贷难、投资者保护不够健全、企业办理破产程序繁琐、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体系有待完善等堵点和短板，阻碍了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降低了外资吸引力。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全面开放对标国际营商规则与构建公平有序的全国大市场要作为一个整体统筹推进。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新型业态的立法和企业管理制度升级，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依法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此外，要着重关注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在深度融入国际市场过程中出现的与国内现行政策制度间的矛盾，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推动构建科学的资源交易体系和统一的资源交易市场，避免信息和资源错配，加快疏通和解决双循环中的堵点难点。
第二，要密切关注国际经贸规则变迁，有效应对逆全球化风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揭示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将极大地驱使一些国家将海外企业撤回本国。新冠肺炎疫情与“反全球化”逆潮的交织影响将进一步冲击传统的多边经贸体系与合作规则。因此，下一步要在坚持自由贸易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推动WTO改革和规则现代化。与此同时，我国也要顺应国际经贸规则向超大型区域贸易协议发展的趋势，推动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第三，要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先行先试作用。当前，全国20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不仅是我国制度开放的示范区和试验田，也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键节点。应围绕探索国际经贸新规则、改革创新驱动、有效防控风险等方面先行先试。要以应对“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挑战为重点，深化体制改革创新，形成与高水平经贸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体系，大幅消除关税壁垒、减少各种非关税壁垒，改革与国际规则不相适应的补贴方式。推动货物、服务、资本、人员、信息、数据等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加快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并为全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从而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