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期几乎与高新科技突飞猛进的时段相重合，信息时代带给博物馆的机遇与挑战随处可见：既有新型数字馆建设的冲动与迷茫，也有常态的文物保护利用、展陈更新、展品评介、导览、解说以及文化惠民活动深度开展等方面的瓶颈式制约。破解这诸多难题，除了业界关于队伍、资金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呼声之外，还有一个虽被普遍忽视但却甚为迫切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加强学科建设，以缓解博物馆理论储备匮乏的窘境，从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展开顶层设计和对策研究，为人才队伍培养和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理论先导与思想支撑，用坚实的学术成果来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之巅，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可以说，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学科的成熟和学术的拓展，博物馆事业就难以实现长足的进步。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博物馆雏形发轫于古希腊，且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博物馆出现也不过300余年的历史。与之相比，中国博物馆起步较晚，若从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算起，我们的博物馆发展史也仅有百年。人们以不同的认知及操作方式独自经营这项事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博物馆协会才通过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定位，博物馆学的概念开始正式进入公众的理论视野。因而，加强博物馆学科建设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共课题，也是我们从博物馆大国迈向博物馆强国的应有的理论建树和思想储备。

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博物馆事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这类研究需要密切联系博物馆生成与变迁的历史，紧扣博物馆的性质与功能来分析、判断和把握其本质特征。通常而言，早期博物馆的出现源于某些人热衷收藏的兴趣与爱好，本质是以占有为主的保护与收藏。后来收藏多了，担心被后人散失与损毁，出于财富聚集的难舍、珍爱以及自豪与炫耀的复杂心理，尝试把财富变为永久固化且又可供人观赏的珍藏资源，渐次由私有转为局部的公益性质，显示出现代博物馆的某些初步特征。再后来，由集团或政府组建的博物馆加入进来，仅靠收藏、保护和简单展示已不再适应不断扩大的公共鉴赏要求，精细分类的科目和公众参与度较高的个性化陈列纷纷出笼，文化传播的职能再次放大，于是就自然引入了专家的介入，鉴定、考据、保护、修复和藏品研究成为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博物馆的定性，也逐渐由贮藏型、展示型向着研究型的综合方向过渡。所谓基础理论研究，就是集中系统内行家里手并延请相关大学、社科和考古、收藏等领域专家学者，或独立、或聘请、或合作，深入开展对博物馆功能定位、布局规划、典藏理念、公共服务、运营机制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基础性系统性研究，以建立一个科学、系统、完备的学科体系；就是以馆藏文物为中心，深入探究有关文物征集、保护、传播、教育、欣赏和展示等方面的内在规律，把博物馆变成一个集器物、人文、风俗、社会和历史变迁于一身的科研基地，为文博事业的健康科学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遵循，真正让博物馆成为一所关乎人文、历史和审美的大学校，成为一座通过实体文物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术殿堂。

其次，学术建设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博物馆应用性理论研究。目标是贴近实际，直面博物馆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和实施建议。这就要深入研究当今社会让文化遗产走进人类生活的新期待，不断创新提升馆藏文物的活化利用和策展水平，探索用最新理念、最佳创意、最人性化的策展方案来实现观众与文物的有效互动；要厘清文物背后的精彩故事，让玻璃罩下静卧着的文物充盈生机，在现实与历史的沟通对话中鲜活起来；要精雕细刻面向观众的标识性导览文字，尤其是解说词的编撰既不能夸大其词，也不能凭空猜想，更不能随意乱说，真正让更多专家型的讲解肩负起文化推广的责任；要立足馆藏珍宝的开发利用，探究珍藏文物与民族文化、地域特点、时尚要求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开发新思路，完善文物衍生品的创意、制造和营销一体化的操作规程；要统筹博物馆建设的科学规划与布局，探索合理均衡、特色鲜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采取灵活有效措施破除地方保护主义障碍，适度调剂馆藏余缺，确保急需文物在各馆间合法顺畅流动，以发挥其最大效应；要探究建立既有严谨规范的运转流程、又能有效激发创造活力的博物馆管理体制，构建既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又能在决策、用人和绩效分配方面享有高度自主权的运行机制；要深入研究不同类型、不同层次观众对文物的差异化需求，革新挖潜，提供分层服务，形成良性互动，不断升级博物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把更多的观众吸引进来；还要密切关注文博业与旅游业加速结合的发展趋势，把博物馆真正变成游客必到的人文风景打卡点，有力拉动文化旅游消费，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此外，学术建设也要放眼未来，时刻关注影响深远且不断演进中的前沿课题，深入开展前瞻性研究。比如，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律遽然加速，文博行业不能超然世外作壁上观，而应积极介入、科学应对，一方面要摸索如何改进办展规程和观摩方式，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律和观赏节奏；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以静融动、以静制动，以特有方式吸引观众沉静地进入文物的观赏状态，让世人在喧嚣的城市空间寻觅到过去岁月的优雅和诗意，唤醒沉睡的乡愁记忆。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高新技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博物馆如何运用网络技术将实体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完整、清晰地呈现于网络之上，打造全新的永不落幕的智慧博物馆。如何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AR、5G、区块链等最新技术，建立起物、人与数据之间的双向多元交互通道，推动文物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增进用户的参与感和体验度，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模式；如何利用智能化的管理平台，完善在线预约、在线服务和实时动态监管，构架安全、舒适、高效的游览及办公环境；如何运用数字化技术，把从问询、移动导览到包括数字存储、通讯介入等后台应用，变成博物馆必不可少的运营工具，进而实现文物保护、利用、展示以及决策、服务的高度智能化。同时，又要防止一哄而起，防止千篇一律的盲目跟风。新科技的运用需要深度的理性和智慧参与，不是简单的套上“互联网＋”就完事大吉。新型的评介、导览和传播方式不等于文物＋数字化技术，二者结合不是简单地物理式相加，而应该是更为充分的化学反应与一体化融合。两层皮式地数字转换、漂浮于表面的声光电运用，猛一看或许很时髦、很热闹，也很风光，但酷炫的外表和毫无人情味的虚拟体验，往往会轻易忽略甚至丢失了文物本体、抛却了博物馆的本质属性以及现场观摩的实感，这是必须予以高度警惕的！对博物馆而言，“物”永远是第一位的，围绕“物”所开展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必须是以“物”为中心的。高新技术只能是某种辅助性手段，只能是线上方便查询与游览的数字化功能，只能是新冠病毒肆虐下观众不能进场参观时的临时替代方式，因为任何光彩夺目的图片、视频和花里胡哨的解说，都无法取代身临现场的实物震撼，无法替代文物包浆所实时呈现的那种充满历史沧桑和日月浸润的沉郁质感。

必须强调，在这个快速崛起的移动互联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积极拥抱新技术，推动博物馆系统的数据整合、网络参与和流程再造。同时，也要正确理解智慧博物馆的价值和作用，切实把高新科技的介入，作为拓宽文物展览时空的一个重要抓手，作为线上线下通畅交流的一个互动平台，作为延伸服务手臂、拓展服务功能的一个智能工具，绝不能舍本逐末、本末倒置，脱离文物本体，追求空洞概念，让文物服务于虚拟时空，把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数字化运作的特点和规律，坚持文物与数字技术的高质量融合，坚持用高新技术赋能博物馆的发展进步，充分考虑新技术与博物馆事业的交互性、兼容性和成长性发展的各种可能，水乳交融地把新技术创造性地嵌入到博物馆的系统化运营之中，实现跨区域、跨领域的全天候合作与开放，在深度融合中探索建构数字博物馆的通识性与规范化标准，全面提升新时代博物馆行业科学规范、精准高效的文保、展示、宣介和公共服务水平。开展诸如此类的前沿性研究，一定要摆脱眼前的乱花迷眼和急功近利，跳出诱惑、回归原点，不蹭“热度”、不赚“流量”，而是以科学的态度、理性的判断和高度清醒的文化自觉，去思考过去、筹划当下、展望博物馆事业辉煌的未来。

当然，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培育需要循序渐进、从长计议。当下最迫切要做的就是将学术建设当作刚性任务，列入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成为雷打不动的远景战略目标。绝不能逞一时之兴，半途而废。具体而言，一是立足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彻底阻断毫无章法、良莠不齐的进人渠道，坚定不移地提高入馆的专业门槛，让团队在自然的人际更迭中逐渐优化；二是着眼大量新进职员业务普遍生疏的实际，切实发挥老一辈权威专家的领军带头作用，强化系统内行家里手对青年一代的传帮带效应，在业内营造出浓郁的不学为耻的文化氛围，确立良性的人才激励、评价和晋升机制；三是聘请顶级专家，精心备课，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系统开展博物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进修轮训，助推青年学人的茁壮成长；四是加大博物馆领域科研平台建设，积极申报国家文博类研究课题，持续推进各类综合或专题性科研项目，为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固的理论根基；五是定向与委培相结合，联合文博系统、考古科研院所和著名高校开设博物馆专业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精心编撰高质量的专业教程，坚持系统理论学习和实践积累相结合，为文博事业造就源源不断的后继人才。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有了大量梯次性专业人才作基础，就不愁高水准科研成果雨后春笋般涌现；只要有了雄厚的人才与理论储备，自然也不愁博物馆事业高水准、高质量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