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柯直 整理/本报记者 徐艳红

未成年人保护法已于6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办理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专职律师，我每年代理不少离婚案件，不少案件的重头戏是争夺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有个案件让我印象深刻。

我的委托人朱丽2008年网恋认识了宁强。婚检得知宁强患有无精症，她思虑再三还是去领了结婚证。婚后三年，朱丽辗转不少地方，历经10次人工授精（他精）的方式最终怀孕，并于2012年生下了女儿宁菁。

朱丽和宁强是“无性夫妻”，性格也不太合拍。女儿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快乐。宁强工作一直不稳定，7年换了8家工作单位，有时还在家待业。收入不多，每天却早出晚归，很少带女儿出去，就算出去也是免费体验课或者去超市免费试吃。

2018年朱丽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二人的争议焦点是宁菁的抚养权上，房子已是次要。二人均表示，只要拿到女儿的抚养权，财产可以少分。

有人会有疑问，宁强跟宁菁没有血缘关系，孩子就应该归妈妈抚养，何来争议？其实不然，原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0条均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也就是说，从法律规定来说，宁强是有资格拥有宁菁抚养权的。

从经济条件和身体健康状况来讲，朱丽并不占优。宁强是杭州市人，家庭条件要好于来自湖南农村的朱丽。再者，自打离婚官司后，朱丽担心失去女儿的抚养权，焦虑过度，导致轻度抑郁症，且有过就医经历，这对朱丽很不利，这也是宁强代理律师二审时认为女儿抚养权不能归朱丽的重要理由。

法庭上，宁强的代理律师果然搬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的规定，称判决子女抚养权可优先考虑“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一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46条也规定了，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要优先考虑。）

作为朱丽代理人，针对此案，我认为不能机械地、教条地照搬条款，子女抚养权的确定要从儿童视角综合来看，要遵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于是，我先就“丧失生育能力”进行辩驳：“丧失”的意思是失去，是指原来有而现在不再有的能力。立法的本意是优先照顾那些原本有生育能力，因为某些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一方。而本案被告是先天性无精症，不属于“丧失”，所以，本案不适用该条款。

从男方角度看，男方不能生育，应该得到更多的关爱，而且立法对“丧失生育能力”也确有倾向性关照。但是，从女方角度看，做试管婴儿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经受了很大的磨难和伤害。如果子女一定要教条地判给不能生育的一方，这对经受了万般艰难才得以生育孩子的母亲的抚养权利是一种剥夺，是极不公平的。再者，从男方以往的表现来看，对女儿教育严重缺位，并不利于孩子成长。女方虽有轻度抑郁症，但是因离婚诉讼所致，且已治愈。总之，从各种情况综合来看，我认为母亲朱丽更适合抚养女儿宁菁。

最终法院判决宁菁由母亲朱丽抚养，男方不服提起上诉，提起再审申请，均被驳回，维持一审判决。

（柯直系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委员，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文中人物均为化名。）